胡愈之，这个来自上虞丰惠镇的年轻人，既上过旧式私塾，也念过新式学堂，懂一点英文，还学过一点日语和世界语。他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一生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

胡愈之，这个来自上虞丰惠镇的年轻人，既上过旧式私塾，也念过新式学堂，懂一点英文，还学过一点日语和世界语。他文思敏捷，文理清晰，文笔流畅，文风淳朴，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被郭沫若称为“做文章老手”，被邹韬奋誉为“文章万人传颂”。

“胡愈之是一名优秀的记者。”胡愈之的侄子、91岁的胡序威为我们讲述起作为记者的胡愈之。

《莫斯科印象记》反响强烈

胡愈之的父亲胡庆皆是清末秀才，家中订有《浙江潮》《新民丛报》等多种报刊。1896年出生的胡愈之被称为“小报迷”，从小就关心国家大事，曾熟读谭嗣同的《仁学》。从此，胡愈之与记者、编辑的工作结下不解之缘。

胡愈之写的最有名的通讯要算《莫斯科印象记》了。

1931年1月下旬，胡愈之从法国回国，路经莫斯科时，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当时苏联正在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与刚经历大萧条经济危机的资本主义世界形成鲜明的对照。

回到上海后，他把7天的旅途见闻和感想，以生动优美的文笔撰写成《莫斯科印象记》，先在《社会与教育》周刊连载，1931年8月集辑成6万字的单行本由生命书店发行，至1932年2月，连续再版5次。

胡序威说，《莫斯科印象记》成为了我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地介绍苏联政治、经济和人民生活状况的著作。虽然这本书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但是它已经广为流传，在广大青年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连鲁迅先生也撰文说：“这一年内也遇到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那么，胡愈之在书中写了什么？不是一些观念，或者一些主义。他写的是“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还有“那样的制度填平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鸿沟”。

胡愈之在《莫斯科印象记》中写道：“在莫斯科使我最惊奇的，是我所遇见的许多成人，都是大孩子，天真、友爱、活泼、勇敢。有些人曲解唯物主义，以为苏维埃的生活是冷酷的、机械的、反人性的。我的所见，恰巧是相反。我在那里是一个生客，但是住了一二天，就觉得个个人是可亲的、坦白的、热情的。”

邹韬奋在《生活》周刊发表《读<莫斯科印象记>》一文推介此书：“全书虽有151页，但以作者亲切有味的叙述，通畅流利的文笔，令人非终卷不能自休，看完时觉得没有这么多页数似的。”当时还只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后来成为出版家和语言学家的陈原，晚年在《书的生命》一文中写道：“《莫斯科印象记》印成单行本的时候，我们这些青年人，彼此争相走告。书虽不大，而且也仅仅记载了作者1931年1月间在莫斯科游历七天的印象，但是给那时的读书界颇大的影响。”

邹韬奋与胡愈之的相识，也是因为《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在《我的回忆》里这样说：“也就是在‘九一八’后不久，邹韬奋由毕云程陪同来找我了……邹韬奋找我是来向我约稿，我对他说，现在办刊物，首先就是应该宣传抗日，你要我写文章，我就写抗日的文章，他同意了。”

受邹韬奋之约，胡愈之在《生活》周刊发表了大量以“伏生”为笔名的国际问题分析论述文章。因其分析透彻，深入浅出，文笔犀利，立论严谨，深受读者欢迎。生活书店曾将其编辑成《伏生国际问题专集》出版，成为品牌畅销书。

此时，竟有人冒名“胡伏生”在别的刊物发表类似文章，为此，胡愈之在《生活》周刊登了条“伏生启事”，特作声明：“鄙人撰述关于国际问题的文字，均在《生活》周刊发表，此外并未为他种刊物撰文。近阅报载社会主义月刊出版预告，有‘胡伏生’所撰之文，当然非鄙人所作。胡伏生当另有其人。”这在当时被传为趣闻。

《爱国无罪听审记》边写边印

胡序威说，胡愈之是擅于写新闻报道的快手。其撰写的《爱国无罪听审记》，成为中国现代新闻史上的名篇，它的写作过程亦颇有传奇色彩。

1936年11月，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七君子”被捕。1937年6月11日，苏州法庭开庭审讯救国会“七君子”。事先，胡愈之与多家报纸打好招呼，要各报在审讯结束后的第二天留出版面报道此事。“七君子”在法庭上为爱国无罪义正辞严的申辩，令法官们张口结舌，狼狈不堪。12日晚，胡愈之即挥笔起草《爱国无罪听审记》。为了赶时间，采取边写边送报馆发排的办法。

当时身历其境的胡子婴曾有过这样的记述：“这篇稿子的头已在各报馆排校，中段在路上，尾巴还在奋笔直书。‘下笔千言，倚马可待’，看到胡先生写稿的情形，方信确有其事。”第二天早晨，各报多以《爱国无罪听审记》通栏标题刊出，轰动了全上海。后来生活书店又把此文印成小册子，分赠全国广大读者，对支持“七君子”的救国正义立场和激发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产生巨大社会影响。尽管民愤汹汹，当局却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七君子”关押了200多天，胡愈之约请众人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并由他起草发表《救国入狱运动宣言》。直到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七君子”才被释放出狱。

胡序威认为，胡愈之的文章之所以受广大读者欢迎，除了其文学素养和文笔功底外，与他了解读者心理，文章言之有物、言之有理、求真务实，不讲空话套话，似行云流水，朴实无华，也有很大关系。

在胡愈之的一生中，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深刻地反映了他的才华、思想与洞察力。1915年，他在《时事新报》发表《世界与世界和平》，成为“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的人。1931年，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著名文章《寇深矣！》，率先提出“全民族团结抗日”的主张。1937年，他与夏衍先生在《救亡日报》头版，首先喊出“主和者就是汉奸！”的口号，此后又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抗战》上发表《谨防疫病》，反对对日妥协，引出毛泽东关于“反对投降主义”的著名论述。

出版《西行漫记》与《鲁迅全集》

胡愈之在读小学时，就在家中编辑过《三日家报》和《家庭杂志》。他在70余年的出版生涯中，创办或主编了许多报刊，有些报刊非常有名；而且他创办报刊的数量之多，也排得上“中国之最”。从1920年他与人凑钱为家乡办《上虞声》到1984年创办《群言》，60多年有几十种之多，其中包括1949年创办的《光明日报》和《新华月报》。

胡序威说，新闻出版工作贯穿了胡愈之的一生。

1914年，胡愈之开始走向社会，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当练习生。他充分利用商务印书馆的“东方图书馆”，发愤自学，博览群书。1915年8月就在《东方杂志》发表其第一篇译作：《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

1921年，郑振铎自北京来上海参加商务编译所工作后，胡愈之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帮助编辑《文学旬刊》。

1925年，上海的五卅惨案激起胡愈之的无比愤慨，他遂与郑振铎、叶圣陶、王伯祥等共同发起创办《公理日报》，创刊号于6月3日出版发行，成为当时国内第一份由爱国知识分子自己创办的为国人伸张正义的报纸。其后，他又接着主编出版《东方杂志》五卅事件临时增刊，内载有其亲自撰写的数万字的长文《五卅运动纪实》，至今仍为国内研究五卅运动的重要历史文献。

1927年春，胡愈之被推举为编辑出版工会的代表，出席了上海市民代表大会。不料，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对此，胡愈之奋笔直书致几位国民党元老的抗议信，同时邀郑振铎、吴觉农等，连同自己共七人签名，翌日由其弟交《商报》公开发表。周恩来曾对此评价道：“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事件之后有两件事我一直不会忘记，一是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二是郭沫若写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淞沪会战失败、战争上海沦陷后，胡愈之在租界孤岛仍坚持文化出版工作。他从斯诺家中得到其新出版的《Red Star Over China（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认定该书将对我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

为使此书及时出版，胡愈之发起成立以“复社”命名的出版机构，社址就设在法租界胡愈之、胡仲持家中。为了减少发行阻力，将原书名《红星照耀中国》改为《西行漫记》。斯诺专为中文版写了“序”，而且还提供了数十幅原版没有的图片。

《西行漫记》从开始组织翻译到首版印制发行总共历时不到两个月。在不到一年内连续出了四版，并在香港被多次翻印，成为海内外华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创造了中国出版史的奇迹。

《西行漫记》成功出版后，胡愈之即与许广平、郑振铎等共同商议，由复社来承办《鲁迅全集》的编印出版。为了扩大《鲁迅全集》的社会影响，胡愈之建议以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出版。1938年4月，他亲赴香港向蔡元培、宋庆龄汇报此事，得到他们的热情赞同和支持。首版《鲁迅全集》共20卷，约600万字，从开始策划到1938年7月正式问世，仅历时4个月，又一次创造了出版史的奇迹。

人物名片

胡愈之（1896-1986），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上虞丰惠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革命学者，集记者、编辑、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1922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首任总编辑和国家出版总署首任署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