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深化增强“四力”教育实践，绍兴市新闻传媒中心推出“名士乡·中国梦——今天，我们给您写封信”全媒体特别报道，回望绍兴仁人志士的“中国梦”奋斗历程，告慰先贤新时代的新变化，砥砺奋进再出发，奋力书写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绍兴篇章。中心旗下《绍兴日报》、绍兴电视台、绍兴广播电台、“越牛新闻”客户端和绍兴网、绍兴发布同步发布。

“名士乡 中国梦——今天，我们给您写封信”全媒体报道⑪

胡愈之：“小巨人”领时代风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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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办一张报纸好不好？”1909年，清宣统元年，上虞县城丰惠敕五堂，几个拖着长辫子的男孩商量办报。几天后，他们办起了当时上虞县城唯一一份报纸——《家庭三日报》，这张黄草纸手抄报很快成为街坊邻居的谈资。发起办报的正是胡愈之，那年他才13岁。

从一张手抄报开始，探索文化救国、文化兴国、文化强国之路，身高不到一米六的他无畏无惧、执着前行；他一生走过91个春秋，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每个时期都留下铿锵的足迹，成为领时代风骚的文化巨人。

（9月14日 《绍兴日报》第2版）

一条大道

一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的教育和影响。从“小报迷”到一代文化巨人，胡愈之走上这条道路，并非偶然。胡愈之侄子、91岁的胡序威说，除了家庭的熏陶，第一份工作和第一次流亡国外的经历，深深影响了胡愈之。

9月的阳光，温暖而不耀眼。胡愈之故居——敕五堂丹桂飘香、古朴幽雅。胡愈之出生于封建官宦之家。祖父胡仁耀官至御史，父亲胡庆皆是清末秀才。晚年的胡愈之曾深情地回忆：“至今对我的品格和趣味影响最深最大的，依然是我平凡的父亲。”

胡庆皆订了不少进步报刊。书房里，父子俩常常一起读书看报、讨论世界形势。这让胡愈之“看到大世界，如猫儿出生以后第一次睁开眼一样”，甚至自己动手办报刊。从《家庭三日报》到《家庭杂志》《咫尺园周报》，胡愈之坚持了3年多。父亲饶有兴致地写了一首打油诗：“自古家庭无杂志，家庭杂志吾家始。主笔者谁家阿愚……吁嗟乎！不饱书生饱蠹鱼。”他投稿到《申报》，最后发表了！那一刻，胡愈之该会有多么兴奋！

而胡庆皆一个人闯到恶霸家里仗义执言，震动全县，更是在胡愈之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勇于抗争的种子。这是近代知识分子最稀缺的品质，也是民族危亡时刻最需要的品质。

求学时期，胡愈之认识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人物——鲁迅。当时，鲁迅是绍兴府中学堂博物教员兼学监。虽然因为被先生发现“骂同学的游戏文章”得了“不好生”，但胡愈之对先生的敬意不减，因为先生是革命党，为国为民抗争。胡愈之就要成为这样的人。

1914年，胡愈之考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当练习生。“这里可是藏龙卧虎之地啊，有学识深厚的大家，像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他们，还有留学高材生，像陈梦泽、周昌寿、蒋梦麟……”父亲一席话让胡愈之越发珍惜这个“小职位”，发愤自学。仅一年后，他正式担任《东方杂志》编辑。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胡愈之第一次热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力量，立即组织文章在《东方杂志》上详尽报道这一事件，而他的心里，也从此点燃了理想之光。

追寻这束光，蓄积着革命的能量，胡愈之从未停止脚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被迫流亡国外。经历了欧美经济危机，感受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欣欣向荣的景象，反观国内现状，深思熟虑后，他写下《莫斯科印象记》，从正反比较中得出一个真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大道。

（胡愈之故居）

无畏壮举

1988年冬，88岁的夏衍写下长文《中华民族的脊梁》，追忆胡愈之。文中讲述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细节——抗战初期，周恩来曾对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是有勇气有骨气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胡愈之、郑振铎他们写的抗议信”，“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大无畏的壮举”。

时光追溯到1927年4月13日，国民党对手无寸铁的游行工人挥起了屠刀，上海闸北宝山路血流成河。第二天，一封揭露蒋介石屠杀革命者罪行的联名“抗议信”，震动全城。

“受三民主义洗礼之军队，竟向徒手群众轰击，毙伤至百余人……唯目睹此率兽食人之惨剧，则万难苟安缄默。”联名“抗议信”冲破黑暗，惊醒世人。刽子手全城发动，追查起草人。在这紧要关头，好友郑振铎百般劝说下，胡愈之才离开上海，幸免于难。

自“五卅惨案”写下6万多字控诉长文、联名“抗议信”到代表救国会起草《为沈钧儒等领袖无辜被捕紧急宣言》……“他的笔就是刺刀，冲锋陷阵，全然不顾个人安危。”《大道之行——胡愈之传》作者陈荣力动情地说，“这是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品性使然。”

1937年7月7日，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发出了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的呐喊，提出“只有全民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的口号。面对民族危亡，胡愈之忧心如焚。就在此时，他收到了《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这是斯诺1936年访问延安写下的著作。这对于在日寇铁蹄下呻吟的中国人民来说，意义非常重大。胡愈之利用上海租界，巧妙周旋，把书名改为《西行漫记》，仅用1个多月时间就出版发行。而等敌人反应过来，书已经连续出了四版。《西行漫记》的出版，让中国人民了解了延安，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出版《鲁迅全集》，同样不为国民党所容。“实开中国出版界奇迹。”许广平在1938年《鲁迅全集》编校后记中说，“一切擘画策动，则全赖胡愈之先生”。

抗战全面爆发后，受周恩来指示，1940年11月，胡愈之转战南洋，一去就是8年。他号召华侨以国家利益为重，加强民族团结，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奋起抗日，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爱国华侨的斗志，凝聚起海外侨胞共同抗敌的强大力量。1949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南侨日报》题词，这份罕见殊荣是对胡愈之受命于危难之时、作出卓越贡献的“最大褒奖”。

文化遗响

《生活》《光明日报》《世界知识》《南侨日报》……一生创办或主编的报刊不下30种，胡愈之是出版界“佘太君”、文化界“参谋长”、新闻界“斫轮老手”……更是近代知识分子的“光辉榜样”。

以文启智，传播先进文化，推动社会进步，他一生笃行。

20世纪20年代，面对国家和民族危亡，中国往何处去？青年们苦苦求索。胡愈之利用文化阵地，抛砖引玉，解疑释惑，启发了一批又一批年青人。“愈老是引导当时青年们走出思想苦闷的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我是当时受到愈老启发的青年之一。”已是耄耋之年的著名语言学家周有光道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心声。

“这是十月革命以后在我国宣传苏联的几本影响较大的专著之一。”著名语言学家陈原到了晚年仍念念不忘《莫斯科印象记》。许多在抗战初期奔赴延安的革命老干部在新中国成立后回忆说，他们是读了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和斯诺的《西行漫记》后才下定决心去延安的。

服务大众，服务社会，满足读者需求，他一路开拓。

解放初期，针对农民缺乏科学知识的现状，胡愈之“蹲点”人民出版社主持农村年书的编辑出版工作，甚至戴着老花镜仔细清样。一册通俗易懂、百科全书式的《东方红》农村年书受到农村读者欢迎，第一版就印了150万本。

“大跃进”的失误与干部缺乏科学常识有很大的关系。正是看到这点，1961年，胡愈之着手《知识丛书》的策划和编印工作。《知识丛书》成为当时广大干部的“口袋书”。

无私无畏，埋头苦干，精神涵养后人，他一生坦荡。

1936年5月“七君子事件”发生后，胡愈之担负组织营救重任。实际上，“胡愈之在救国会中并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他仍然默默地勤奋工作，这就是愈之同志的一贯作风。”胡乔木曾以《无私无畏 鞠躬尽瘁》为题，撰文称赞胡愈之。“不要名利，多做事情；不讲空话，要干实事”贯穿胡愈之的一生。夏衍尊之为“中华民族的脊梁”，费孝通誉之为“一代师表”。

123年前，敕五堂后咫园，一个男婴呱呱落地，父亲给他取名“学愚”，希望他学习愚公移山精神。如何成为愚公？问号深深地印在男孩的大脑袋里，他用一生不懈求索，将答案写进厚厚的人生答卷中。

大道无形，精神耀世，泽被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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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跟时代前进

—— 给伯父胡愈之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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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胡愈之(1896年9月9日-1986年1月16日)，原名学愚，字子如，笔名胡芋之、化鲁、沙平、伏生、说难等，绍兴上虞丰惠镇人。

胡惠之，是一位与鲁迅、邹韬奋同时代的对我国进步文化界和抗日救亡运动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命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后，主要生活足迹遍及海内外广大地域，一生富有传奇性。

他在我国文化界是兼具编辑、记者、作家、翻译家、出版家于一身的多面手；在拯救民族危亡和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斗争中，又是知识界很活跃的社会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战争年代，他还曾在日寇铁蹄下，隐姓埋名在南洋度过多年流亡生活。他的社会经历丰富多彩，但他一直淡泊名利，很少谈到自己；自1933年成为中共秘密党员后，他对自己的功绩更是讳莫如深。直到“文革”后，他的党员身份才被公开。1984年，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要求他提供个人经历的回忆资料，他才开始做《我的回忆》口述。令人遗憾的是，在此书尚未整理出版前，他就离开人世。

早年创建世界语学会，与沈雁冰等成立文学研究会。1933年初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5年后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为救国会发起人之一。抗战胜利后，在海外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国家出版总署署长，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中华全国世界语协会理事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