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立更加有效的区域协调发展新机制”，并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应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当前，城市群环境问题呈现跨界污染的连片性、传染性、交叠性与风险性等特征。经济发展、环境保护、资源利用之间的矛盾将不同程度地持续困扰区域内的各城市发展。因此，要加快推进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体系构建，针对跨界污染问题形成有效的区域内治理网络，促进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政策性联动和环境突发事件的应急性联动等，为推动区域环境合作，构建长三角、环杭州湾等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长效机制提供制度性保障。

首先，全面构建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理念。政策的碎片化使得城市群行政规划下的地理边界与环境污染的空间关联产生矛盾，影响了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的动力与有效性。建构主义认为社会现实是通过社会交互作用建构起来的，在人类的识别和争论中确定价值和范式。因此，城市群应从规范、认知和管制三个方面逐渐建构出一种价值体系，而不仅仅是立法和制定政策。规范是指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中倡导的共同价值和目标、道德原则等，形成最终要解决环境问题的共识等；认知主要包括对城市群环境问题的认知、解决方案认知和认知机制等；管制是指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正式管理规则与法律条款等。其中，规范与认知通常是通过新闻媒体、公共机构、专家学者、利益集团等完成建构。

第二，系统规划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政策目标。推进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需要比较完备的目标体系、可操作的实施原则和清晰明确的实施对象。其中，比较完备的目标体系是前提基础。为适应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体系的不断深化，必须进一步强化环境政策总体目标的系统设计与规划，并根据城市群环境治理一体化不同阶段设定与调整政策目标。这可以实现成员地区间的生态聚合、社会聚合和地域聚合，促进城市群环境治理更为协调、均衡地发展。生态和社会聚合应是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政策的优先目标之一。生态聚合指缩小城市群成员地区间的生态环境治理差距。社会聚合旨在减少城市群成员地区之间在实现生态聚合过程中的不平等和区域内个体之间在社会聚合过程中的不平等。地域聚合则是城市群环境治理政策的新目标，旨在实现整合区域环境治理的和谐、平衡发展。

第三，建立健全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长效机制。目前，城市间环境协作治理仍处于初始阶段，协作层次较低。现有的协作机制多以对话、论坛等形式存在，协作关系相对松散。同时，因缺乏资金或相关机构等因素，使得遭遇突发性跨界环境污染威胁时，各城市的力量与资源难以高效整合利用，治理功能存在重叠，治理机制效能不足。因此，基于利益相关者原理，城市群需进一步推进地方政府联席会议，建立完善环境协作治理的责任和成本共担机制，建设环保激励和合作基金。并积极探索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行动路径，在监测、治理、处罚、补偿、共享等各个环节协同推进，建立邻近区域环境应急和执法联动机制，逐步形成各个城市同步响应的协作治理体系。

第四，逐步加强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公共协商。应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协商主体聚合在听证会、咨询会等公共场域，就共同关心或利益相关的问题进行诉求表达，并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沟通、协调、整合等对话形式，使各协商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共同目标，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决策或行动方案，推进城市群环境治理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这有利于形成协作治理共同体中的集体责任感，有利于促进不同协商主体间深层的相互理解。

第五，积极推动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绩效的第三方评估。第三方评估具有专业性、公正性等特点，能合理配置社会资源和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完善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第三方评估体系，需制定第三方评估单位遴选办法、第三方评估机构管理办法，促进第三方评估机构公平竞争。同时，构建评估指标体系、评估结果公示制度，通过评估结果运用系统，将第三方评估结果与问责机制、干部考核制密切联系。第三方评估机构可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给予专业性的精准指导，并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因此，开展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的第三方评估，必须坚持服务决策、客观公正、科学规范、注重实效等原则，以“评估-改进-再评估-再改进”的良性渐进式循环提高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绩效。

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不断深入，作为全球竞争的主要地域单元，城市群将更注重创新发展与环境保护，尤其是在社会生态环境领域推动城乡功能互补、资源整合等。加快推进城市群环境协作治理体系构建，通过多元化的环境治理机制加强环境污染联防联控，有利于推动城市间的合作与联动，提高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优化区域环境治理的社会效应，促进区域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 绍兴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