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古城的四大突出特性

绍兴，是举世闻名的越国古都、东方水城、旅游胜地，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历史文化名城。

这里有源远流长的文明，是中华文明的缩影；这里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缩影；这里有琳琅满目的文献，是中华文献的缩影。而所有的这一切，皆得益于这里有一座由古及今的城市。

可以说，绍兴古城，是绍兴人文的集大成者，是中华人文的典型代表。这座寰宇罕觏的城市，具有四个方面的突出特性。

一、绍兴古城具有城址的稳定性

第一，这种稳定性，基于沧海桑田的自然变迁。

地质时期的第四纪晚更新世，我国东部地区的自然界发生了频繁而剧烈的变迁，那就是星轮虫、假轮虫和卷转虫这三次大海侵与大海退。其中最后一次卷转虫海侵始自15000年前，约从距今5000年起开始海退。

会稽山

到距今约4000年前，海岸线已经推进到了今天的柯桥—越城—上虞一带。这与大禹治水成功，在会稽山大会诸侯的时间，正好相吻合。

再到距今约2500年前的晚全新世，今钱塘江以南的海岸线，已稳定在西兴—瓜沥—三江口一带。

这种天翻地覆、沧海桑田的自然变迁，造就了辽阔的会稽山北部平原，即今天的绍兴平原，从而为绍兴城市提供了充分的选址余地和宽广的建设舞台。

第二，这种稳定性，由于越王句践的英明选址。

公元前497年，雄心大志的句践即越王位，成为於越领袖。

公元前490年，句践采纳范蠡的建议，“徙治山北”，“处平易之都，据四达之地”，以会稽山北部平原上的种山、怪山、蕺山等九座孤丘与由南而北的南池江、坡塘江等五条河道为地理坐标，构筑句践小城与山阴大城，开启了复兴越国的伟业。

这一科学、精准的选址，为这座城市在原址历经2500多年的风雨而岿然不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三，这种稳定性，源于地理环境的巧妙利用。

从地质看，绍兴城市所在地地层发育比较完善，结构比较稳定，这就为这座城市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最为坚实的基石。

从地貌看，绍兴城市南山北水。南山，使得南部地区生物资源丰富，生物多样性明显，水能蕴藏量较大；北水，使得北部地区地势平坦，平原辽阔，土地肥沃，水网密布。这种地貌，为城市所必须配套的农、林、牧、副、渔各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从地形看，城市西北的龙门山等丘陵山地成了天然屏障，使得在梅汛期间，不会因降水过强而引发大的灾害。东南方向的四明山、居于中间的会稽山等，在台汛期间，对台风以及由此而致的降雨，有一定的阻挡、摩擦与削弱的作用。

通过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的选址与发展，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条件，那就是广阔的空间腹地、稳定的地质基础和有利的地理环境。

早在2500多年前，以句践为代表的於越先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三个条件并付诸实践，这是对人类城市文明的卓绝贡献，不得不让人对他们表达由衷的敬仰之情。

二、绍兴古城具有发展的连续性

绍兴的城邑建设历史，可以追溯到大禹时期。大禹“纳言听谏，安民治室居，靡山伐木为邑，画作印，横木为门”，以致“天下喁喁，若儿思母、子归父而留越”。

这就是说，大禹在越地通过安抚民众，营造房屋，集聚人口，随山砍伐树木修筑城邑，在木料上画记号作为出入的印信，设置拦路的横木当作城门，从而出现了天下的人都景仰羡慕，像子女想念母亲、归顺父亲那样留在越地的动人景象。

由此我们可以说，绍兴城邑建设有着4000多年的渊源，大禹堪称绍兴筑城建邑的始祖。我们还可以说，4000多年前的越地，已是四方人士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的好地方。

或许是得益于大禹筑治邑室的历史经验，绍兴古城从诞生之日起，便在原址岿然屹立，不断发展，展现出了生生不息、旺盛强大的生命力。

纵观绍兴城市的历史，有三座伟大的里程碑。

第一座里程碑，句践筑城，为绍兴这座城市奠定了城址的基础。

首先，构筑句践小城，并指派范蠡负责这件大事。小城“周千一百二十二步，一圆三方”，“周二里二百二十三步”，作为越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堡垒。

然后，又建山阴大城，作为小城的城郭，“周二十里七十二步”，作为越国的经济中心与居民区。

句践小城与山阴大城除了选址十分科学外，还在水门设置、城市防洪、城墙修筑、引水入城、缺西北门等方面，蕴含了科学、和谐的建构思想，从而使这座城市在当时对凝聚人心、成就霸业起到了根据地的作用，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

第二座里程碑，杨素修城，为绍兴这座城市奠定了城郭的基础。

隋文帝开皇年间（581—600），越国公杨素采下方桥羊山之石，在句践小城的基础上，修筑子城，作为内城；在山阴大城的基础上，始修罗城，作为外城。

杨素及其继任者修城，是自句践筑城后，绍兴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城垣修建工程。经过这次改造扩建，基本形成了今天绍兴古城的规模。现在绍兴市越城区的一环线，大致为原罗城城墙的基底。

第三座里程碑，汪纲治城，为绍兴这座城市奠定了城网的基础。

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至理宗绍定元年（1228），汪纲任绍兴知府期间，对城市进行了全面的增修与扩建。

城市的规模，从隋时的周二十里，扩大到了周四十五里。城门得到了改造与完善。重新调整街区，将城区划分为5厢96坊。还大规模整治街衢河道，“浚治其湮塞，整齐其嵚崎，除巷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

书圣故里。

经过这一次修建，绍兴城内的厢坊设置、街衢布局、河渠分布，大体都已定局，从此直至清末以至民国，都没有大的变化。即便到了今天，仓桥直街、书圣故里等历史街区，都仍留有宋时的痕迹，以至于人们又称绍兴城为“宋城”。

三、绍兴古城具有功能的多样性

古今中外的大多数城市，功能往往相对比较单一，有的侧重于经济，有的侧重于政治，有的侧重于文化。即便是侧重于经济的城市，其功能往往也相对比较单一，如港口型城市、资源型城市等。而绍兴这座城市，恰恰具有其功能的多样性，这是它独具魅力的重要原因。

第一，绍兴是名副其实的中国古都。

冠以古都之名，一般需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历史上曾作为独立政权的都城；二是城址迄今未变，发展未曾中断，至今仍有活力。绍兴正好完全符合这两个条件。

绍兴作为春秋末期越国的都城，是越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指挥越国复兴伟业的“司令部”，还是实现越国复兴伟业的根据地，为句践北上灭吴、驰骋江淮、问鼎黄河、称霸中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仅如此，绍兴在五代十国时期，还是吴越国的东都。吴越国实行两都制，以越州为东都，亦称东府；杭州为西都，亦称西府。钱镠王以越州为东都，是因为在他看来，“浙东地号奥区，古之越国，当舟车辐辏之会，是江湖冲要之津”。

南宋时，绍兴的城市命运与大宋国祚始终紧密相连，先是成为事实上的首都，后又成为事实上的陪都。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二月初五，越州第一次成为南宋临时首都；建炎四年（1130）四月十六日至绍兴二年（1132）正月初十，绍兴第二次成为南宋临时首都。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宋高宗于建炎五年（1131）正月初一，改元绍兴；同年十月十一日，又升越州为绍兴府，给了这座城市只有首都、陪都和皇帝驻跸之地才能享受的升格的政治待遇。正因为如此，在临安作为南宋朝廷的“行在所”之后，绍兴仍然是“越陪都，台府鼎立”。不仅如此，这里仍然是赵氏宗室的居住中心和皇陵的所在地。

第二，绍兴是从未中断的区域中心。

绍兴作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大禹在此地平天成，会稽诸侯，筑治邑室，长眠于此。

从越国、吴越国，到南宋，这里一直以首都与陪都的性质，发挥着作用。

在更长的时期内，这里一直是地方官衙的所在地。尤为令人称奇的是，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在越州设置了浙江东道节度使，管浙东越、睦、衢、婺、台、明、处、温八州，并由节度使兼越州刺史。这样一来，便在越州形成了道、州与山阴、会稽两县三个行政层级、四个行政机构同驻一城的局面。这种情况，在中国古代城市史上并不多见，在今浙江境内，仅越州州城而已，足见此城地位之高。

第三，绍兴是令人神往的天下巨镇。

早在汉时，这里便已成为全国十九个都会城之一，“浙江南则越……亦江东一都会也”。

东晋南朝时，这里被称为“泱泱大邦”“海内剧邑”，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喜人局面，其繁荣景象可想而知。难怪当晋成帝咸和四年（329），首都建康发生苏峻之乱时，三吴人士提出了迁都会稽的建议。

隋唐时，越州仍然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中心城市和军事重镇，称得上是江南大都会。“越州号为中府，连帅治所，监六郡，督诸军。视其馆毂之冲，广轮之度，则弥地竟海，重山阻江，铜盐材竹之货殖，舟车苞篚之委输，固已被四方而盈二都矣”。

宋时的绍兴，既是辖三府四州的两浙东路治所，又是绍兴府与山阴、会稽两县的治所，有“浙东大府”“会府”“都府”“首府”之称，一派繁华景象。状元王十朋称其“栋宇峥嵘，舟车旁午。壮百雉之巍垣，镇六州而开府”。乡贤陆游更是称“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

明清时，绍兴城市仍有发展。朝鲜弘文馆副校理崔溥，于明孝宗弘治元年（1488）二月以亲眼所见，在其《漂海录》中对绍兴与宁波作了比较，认为绍兴“阛阓之繁，人物之盛，三倍于宁波府矣”。清嘉庆《大清一统志》中记载，嘉庆二十五年（1820），绍兴府人口达到539万人，为历史之最；府城道路均以石板铺设，“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路之谣”。

四、绍兴古城具有典型的借鉴性

绍兴这座城市，以其城址之稳定、规模之宏大、水域之丰富、山水之兼备、历史之悠久、人文之辉煌、记载之完整，而闻名神州，典范寰宇，启示来者。

第一，城市建设必须顺应自然。顺应自然，体现的是山水生态的延续性。

城市居于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环境当中，既然与之为伍，便当与之为友，而不应与之为敌。竭泽而渔，通常自毁前程。和谐相处，方能繁荣昌盛。顺自然者昌，逆自然者亡。所有这些，在人类的城市史上，既是成功者的经验，同样也是失败者的教训。

阳明故里一景。

绍兴这座城市，完全称得上是因水而兴的杰作，据水而强的标杆，由水而新的榜样，是越人建城的巧夺天工之作。

当年句践选址筑城，是尊重自然基础上的利用自然，其规划建设的科学性已经为历史所证明。而今，这座自春秋以来，一直在原来的地理位置和基础上屹立不动的城市，不仅在江南绝无他例，从全国来说亦属罕见。

杨素修城，最值得一提的是在规划思想上，突出了水城的特色。除军事防御功能外，还充分考虑到了泄洪、供水、水运和方便城内居民生活等因素。这种安全、方便以及与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交相辉映的城市建设思想，闪耀着科学与智慧的光芒，至今仍然值得学习与借鉴。

在城门的设置中，对水门设置的重视，始终是绍兴城市建设的一大亮点、一条主线。句践小城设陆门四、水门一，山阴大城设陆门三、水门三。隋时设陆门五、水门四。宋时设陆门三、水门四、水陆两用门二。所有这些，既是对水的服从，也是对水的利用，更是与水的共荣。

对城市水系的保护与利用，同样是绍兴城市建设的一大特色亮点。到晚清时，绍兴府城内尚有纵横交叉的河流33条，总长约60公里；石桥229座；大小湖池27处，总面积35公顷。以这些河湖为骨架，街坊临水，宅第傍水，山、水、路、桥与水埠、房屋、园林、古迹巧妙而自然地融为一体，使这座坐落在河湖密布的水网之上的水乡城市，进而成了名副其实的水巷城市。

第二，城市建设必须顺应时势。顺应时势，体现的是历史人文的延续性。

任何城市，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城市的发展，同样必须与时代的脚步相随。这种相随，是在既往历史基础上的创新发展，是对城市文脉的传承，绝不是大拆大建，推倒重来，另起炉灶。顺时势者昌，逆时势者亡。历史上大量城市衰落甚至消失，正是由于它们未能顺应时势、跟不上时代前进的脚步。

句践筑城，顺应的是复兴越国的时势。在经历了会稽之耻与质吴之辱后，句践痛定思痛，下定决心要“立霸王之业”。围绕这一目标，句践采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筑城立郭”。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连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没有，是不可能立霸王之业的。句践的实践表明，自古以来，城市建设对于一地一国的生存发展，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

杨素修城，顺应的是安抚越人的时势。南北朝时期的分裂战乱，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隋朝在一统天下，尤其是平定江南的过程中，同样付出了血的代价。杨素在率军伐陈，尽收东南之地的亲身经历中，深知越地的当务之急，深感黎民的生活之苦，更深悉越人的急迫之盼，这才有了他的扩展城市、修筑城墙之举。

汪纲治城，顺应的是安居乐业的时势。南宋时的绍兴，作为南宋早期事实上的首都与此后事实上的陪都，经济空前繁荣，文教空前兴盛，人口空前增长。这一方面，为城市的空前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更对城市如何实现空前发展，提出了空前要求。汪纲的过人之处，正是在于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使这座城市又一次担起了继往开来的使命。

第三，城市建设必须顺应民心。顺应民心，体现的是民本思想的延续性。

市民是城市的主人。在任何情况下，关心市民的喜怒哀乐、生老病死，都是城市发展的一条铁律。城市如果不为市民服务，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城市为市民，市民爱城市，便可实现城市与市民的两全其美。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越是顺民心，城市就越兴盛。

句践筑城，正处于越国历史最低谷的时刻，因而也是最需要给百姓信心、决心之时。通过筑城，不但极大地稳定了人心，而且极大地振奋了人心，更极大地赢得了民心，使越人看到了越国复兴的希望。

杨素修城，充分考虑到了城市防洪蓄水、供水排水、水运交通、生产生活等因素，使饱经战乱之苦的老百姓，终于盼到了苦尽甘来的好日子，进而看到了美好明天的新希望。

汪纲治城，同样顺应了民心。他解决了市民生产生活中最关心的实际问题，譬如针对泥路难行、交通混乱、河道堵塞、违建占道等问题，进行了城市整治，把泥路改成石路，疏浚河道，等等。这些举措，给市民带来了好处，自然得到了市民的拥护，从而得到了“井里嘉叹”“悠久惠利”的好效果。

对于这样一座堪称举世无双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利用、传承工作，历来为社会各方所关心。特别是这些年来，地方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实践。在此基础上，绍兴市第九次党代会与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作出了古城申遗的战略决策。2024年12月28日召开的市委九届七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又作出了加快建设产城人文融合发展的共富示范市的重大部署。这一重大部署，上符上级精神，下合绍兴实际，向人们预示了这座千年古城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