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鲁迅的声音

鲁迅故里夜色。王智炜 摄

曹禹杰

每每言及鲁迅先生，我们总会想到他塑造的绘声绘色的人物，如狂人、孔乙己和阿Q等。这些形象之所以深深烙印在我们心头，不仅是因为他们非常有代表性，成为“五四”时期特定人群的象征性写照，同时也要归功于鲁迅赋予他们的独特声音。无论是否读过小说原作，我们或多或少能说上几句独属于他们的台词。说起狂人，我们的耳畔会响起“救救孩子”的悲愤呼喊。谈及孔乙己，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他给出的“世纪难题”：“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字，怎样写的？”讲到阿Q，我们忘不了他趾高气扬地“炫耀”：“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这些极具辨识度的声音让鲁迅笔下的人物获得永续的生命力，在不同的时代语境中被人们反复提及。在大众文化高度发达的今天，这些别具一格的声音更是广受年轻人的青睐，在主题风格不尽相同的视频或配音间流转，以全新的方式收获社会的关注。

我们从不会对鲁迅笔下人物的声音感到陌生，甚至能够信手拈来地将这些声音化用到其他场合。然而，倘若有人问及鲁迅的声音，我们多少会面露难色，感到力不从心。众声喧哗的人物长廊构成了鲁迅小说世界的坚实基底，但恰恰是这些人物多元异质的声音，无形中成为一道屏障，使我们忽视了对鲁迅声音的感受和理解。虽然鲁迅终其一生创作了大量小说、随笔和杂文，也作了不少演讲，但是他没有留下任何录音，因而我们难以从物理层面直接聆听鲁迅的声音。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的声音无迹可寻，恰恰相反，我们能够在字里行间捕获鲁迅面对声音的态度。从早年留日时写就的文言著述，到晚年在报刊上发表的杂文，鲁迅其实留下了许多关于声音的蛛丝马迹，这些围绕声音的印痕不仅能够指引我们聆听鲁迅的声音，还能带领我们管窥声音如何在风起云涌、龙蛇起陆的现代中国，成为连接起自我和他者、文学和革命的有力孔道。

在早年完成的《摩罗诗力说》和《破恶声论》等文言著述中，鲁迅擘画了自己所期许的声音。“自觉之声发，每响必中于人心，清晰昭明，不同凡响。”“盖惟声发自心，朕归于我，而人始自有己；人各有己，而群之大觉近矣。”对于鲁迅而言，真正的声音应当源自内心，而不是盲从他人的教谕律令。唯有发自内心的声音才能支撑与彰显个体的自主性，个体的自主性汇聚在一起，最终将迎来整个民族的自主觉醒。然而，鲁迅此后经历和听闻的种种人事，却让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发的“心声”和外部现实之间异常紧张的关系。1923年，鲁迅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狂人日记》《孔乙己》《阿Q正传》均是其中的经典篇目。在《呐喊·自序》中，鲁迅提出的“铁屋子”寓言充分传递出了他当时对声音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始终不曾放弃朝向未来的期许，意欲通过呐喊，借助“心声”唤醒沉睡的人们，为有朝一日轰毁这万难破毁的铁屋子注入些许希望。另一方面，面对并不如意，充斥着欺瞒和虚饰的现实，深感无力的鲁迅对声音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怀疑：“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鲁迅意识到，虽然源自内心的声音能够催生个人的自主性，但是这并不能顺理成章地导向群体的觉醒，反倒会让启蒙的先驱者备感寂寞，不仅难以被他人理解，甚至可能遭逢“铁屋子”中尚未觉醒的人们的戕害。究竟如何经由“心声”有效接通个体和群体、自我和社会，在两者间建立起真正健康的联动感，成为鲁迅此后始终关切的议题。

1927年2月，鲁迅在香港青年会作了一场名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鲁迅不仅振聋发聩地提出了“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的宣言，呼吁现代中国的青年人抛开陈腐的历史重担，以赤诚无瑕的真心引吭高歌，同时也在思考有自主性的青年应当如何发声，并与他者接通，从而在“真的声音”中“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把握鲁迅所谓的“真的声音”。

首先，“真的声音”格外注重真诚，它绝不是发自卓荦不群却疏离旁人的独异个体，也不是似懂非懂且敝帚自珍的“伪士”，“虽然能说话，而只有几个人听到，远处的人们便不知道，结果也等于无声。又因为难，有些人便当作宝贝，像玩把戏似的，之乎者也，只有几个人懂，——其实是不知道可真懂，而大多数的人们却不懂得，结果也等于无声。”这种求真的伦理性诉求必然要摒弃对于自我的狭隘理解，而向他者和外界敞开。

其次，“真的声音”意味着书写语言和表达形式的鼎革。“有声的中国”并不是单靠求真，向他者敞开的先驱者卖力呐喊便能实现的简单目标。中国之所以成为“无声的中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表达形式和思想感情的错位断裂：“中国虽然有文字，现在却已经和大家不相干，用的是难懂的古文，讲的是陈旧的古意思，所有的声音，都是过去的，都就是只等于零的。”唯有“说现代的，自己的话；用活着的白话，将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说出来”，才有可能发出“真的声音”。

最后，“真的声音”意味着不断成长和扩张。“至于幼稚，尤其没有什么可羞，正如孩子对于老人，毫没有什么可羞一样。幼稚是会生长，会成熟的，只不要衰老，腐败，就好。”面对台下围聚的青年，鲁迅坦言要发出“真的声音”绝非易事，但“真的声音”越是难求，越需要发声。“真，自然是不容易的。譬如态度，就不容易真，讲演时候就不是我的真态度，因为我对朋友，孩子说话时候的态度是不这样的。——但总可以说些较真的话，发些较真的声音。”“较真的声音”亦能“感动”他人，同样提供了将发声者和“世界的人”彼此联结的契机。鲁迅在演讲中借助“较真的声音”，和台下陌生的青年听众建立起如同“朋友，孩子”般的亲密关系，由此真正接通了他者，迎接“有声的中国”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