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谦逊和善的微笑，柳斌杰出现在9月17日召开的“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推进仪式的会场。

柳斌杰担任过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党组书记，现还担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他对记者的采访有求必应，且与每位记者握手合影，身上散发着一股学者的儒雅气质。

就“近代文献保护工程”、纸质出版行业现状、做学问与做官等问题，柳斌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柳斌杰：1948年9月生，陕西长武人。1968年4月参加工作，1971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毕业，硕士研究生，教授，高级经济师，博士生导师。

2007年至2013年，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国家版权局局长）、党组书记。现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通讯员 鲁慧川 摄）

绍兴用文化铸魂

今年，柳斌杰已经两次到访绍兴，都与“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有关。

“最早一次来绍兴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在嵊县（今嵊州）召开了一个与越剧有关的会议。第二年在绍兴还开了一个基层文化工作会议，后来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建设的一些意见，当时我的印象就是：绍兴的文化了不得。”柳斌杰说，当时的嵊县越剧小百花吸引了很多青少年学习，这种群众性的文化教育活动对人的素质培养非常重要。

在柳斌杰看来，绍兴推进“近代文献保护工程”，又是一项大型的文化工程，它涉及文学、经济、政治、教育、艺术、军事等领域，根据各方专家学者建议，边征集边整理边出版，此项工程得到了业界广泛的赞誉与认同。

柳斌杰说，绍兴作为一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图书出版业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宋代就已经是刻书名区，1904年我国第一座向公众开放并具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藏书楼——古越藏书楼正式对外开放，开了中国近代开放型图书馆的先河。

通过绍兴一系列的文化活动，柳斌杰对绍兴有3点深刻的印象：一是十九大报告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昌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精神已经在绍兴变为了行动，具体有绍兴着力打造“书香绍兴”、连续10多年举办全民读书月活动，推动越地古籍保护工程，开展《四部丛刊》的再版影印，连续4年举办“大师对话”人文交流活动等一系列文化活动。二是绍兴人民高度的文化自信，百姓对自己城市的文化建设如数家珍。三是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绍兴企业积极参与文化建设，舍得在文化建设上花力气，像浙江越生文化传媒集团这样的公司，20多年致力于近代文献的保护，这在全国也是很少见的。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时代再怎么发展，最后留下的是文物和书籍。”柳斌杰说，党的十九大作出重要判断——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种转变，同样对我国出版业提出了新要求。

近代文献保护接续文脉

今年7月，柳斌杰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陈桥驿全集》出版座谈会。“在座谈会上，我谈了3点体会：其中有一点是，努力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智慧和中国文化的精华。”柳斌杰说，我们需要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和经典的中国图书，因为这是中华文化的精华，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为什么要推进“近代文献保护工程”？

“1840年以来，近代的中国既是历史剧烈变动之秋，也是社会变革风尚渐趋文明的时候，中西文化交流激荡，内忧外患激发了民族思想的迸发，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都发生了几千年以来未有的大变革。”柳斌杰说，我国的古籍经过60多年的整理，目前才整理了其中1/3，但是古籍的保护传承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而当代革命文化及文献，也经过一系列的文化建设工程得到了保护。恰恰是近代文献的保护传承是最薄弱的环节。而绍兴选择了这个环节，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把整个文化血脉接续了起来。这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事。

“这一时期的文献全面记载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记载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历史，也记载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巨大变化。”柳斌杰说，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既有历史的价值，系统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也有文献的价值，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现实意义。近代西方印刷技术的传入和应用，使得近代的文献日益增多。据初步估算，民国时期的文献数量远远超过存世数千年的古籍总量；近代文献内容丰富，该时期文献涵盖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这些文献学术和历史价值高；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内忧外患，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向成功，为中国历史写下辉煌的一页。这又是一个古今中外交汇、百家争鸣、新旧思想碰撞的时期，就内容而言，文献记载了时代的印迹，语言文字、政治、法律、历史等学科都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对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都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文献还做不到西方国家那么开放，我们国家的文献分散在各个收藏单位，对于有些文献，大家都不敢轻易展示。”柳斌杰说，以前有人计划出版《四库全书》，图书馆收藏了它的几种版本，出版社想影印、复制、出版，但是图书馆为了保护古籍，不愿拿出来，这就需要政府出面协调。国务院的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起的就是协调作用，加强了图书馆与出版社的互动，发挥了桥梁纽带作用。

柳斌杰认为，“近代文献保护工程”也要处理好政府、出版社、图书馆及博物馆等的关系，充分发挥各方作用，加速推进文献的抢救性保护与再造性保护，加快文献整理出版的对外开放程度，以优秀文化的产品服务人民，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即将出版的《中国近代文献史料丛刊》。

坚信纸质出版的力量

与出版事业打了多年交道的柳斌杰，一直坚信纸质出版的力量。

“有些人对纸质出版有些动摇，但最近法国、美国的科学家研究表明，至今为止，记录信息最好的载体仍然是纸。纸质出版仍然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积累知识的良好载体。”柳斌杰风趣地说，像绍兴人家喻户晓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就是唐朝时候临摹下来的，有好几个版本，而起到保护传承作用的正是纸。

柳斌杰认为，传统出版不会终结。从全球来说，近几年，传统出版回升，数字出版下降。分析原因，大体有几点：一是阅读情结和生活方式的影响；二是成长逻辑，纸质书的阅读过程是人思维发育的过程，快阅读能让人快速得到信息但不能促进思维发育；三是技术原因，信息保存，数字储存的信息，因信号衰减或技术格式变化存在丢失风险，纸张还是最持久最可靠的，美国全面恢复了档案、学术、文献的纸质出版。

今天的出版业，格局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但在柳斌杰看来，这个所谓的变化，是时代发展的大趋势。变化的结果，是会更好地助推文化与文化载体的大发展。

柳斌杰说，就图书馆业来说，数字化让图书馆的功能发生了巨大的裂变。由竹帛版刻到机械印刷，再到今天的数字技术，是一次次划时代的行业大变革。有关数据显示，图书馆业采购经费中，数字产品所占比例，平均已近七成。走进当下的图书馆，到处都是计算机，都是坐在计算机前没有了书本的读者。时代让阅读的载体发生了变化，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作为图书馆，它最本质的功能没有变化，变的只是载体。甚至，今天的图书馆，反而又多了一个新的功能，这个功能有些类似于博物馆的功能，那就是对于纸质经典图书的馆藏，已经不再仅仅是借阅，而是有了博物馆性质的收藏、保管与保存的功能了。今后的图书馆，对于纸质图书的要求将会越来越高，将优质经典的纸质图书作为馆藏，不仅让图书馆形象具有厚重的仪式感，更能作为展示馆藏图书的重器，而让爱书的人有一种对于知识殿堂心向往之的敬畏之情。

“这些优质经典的纸质图书正是我们留给子孙后代的文化遗产。”柳斌杰说，从长远来看，“近代文献保护工程”是惠及子孙后代的民生工程。

多用智慧，少用权力

学而优则仕是柳斌杰的职业生涯的写照。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外研所西方经济专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专业的他，既是一名学者，也是一名官员。

柳斌杰说，从他的职业历程来说，他最早的志愿是当学者，追求真理，追求科学。由于各种原因，他后来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担任领导干部。

“我是这样理解做领导干部的：这是一种社会责任，国外的讲法，是一种社会义务。这个工作本身的性质是改造世界，主要是组织实践，推动各项工作，推动各项建设，为人民群众造福。所以担任领导干部，更强调它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一种作为。你要担任这个领导干部，你必须为国家为人民做点事情，你要是不做事情，就不称职。”

“做学者，认识世界是第一位的，它通过科学的学科来认识世界，寻找世界发展的规律，研究实践的理论之争，它应该是一个务实、求理的过程。当学者时你要强调关怀现实，贴近实际、贴近实践，不能脱离当下的现实。”

“它们共通的地方是，始终要把握一个基本宗旨：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福祉。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有这样一种传统情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所以我在做领导干部时，继续研究学问，带博士生，我卸下职务后，回到清华大学继续教书。”

11年前，柳斌杰在履新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时宣示：他今后将“多用智慧，少用权力”，全面提高中国新闻出版物的管理水平和执法水平。

经媒体报道后，“多用智慧，少用权力”传播很广，还有外国媒体曾说“柳斌杰是共产党聪明的维护者”。

“做领导干部，光用权力，不去研究，不去学习，不靠真理，事情就做不好。一旦没权力了，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当然我们做学者，要解决国家、民族、世界面临的问题，躲在书斋里，不关注现实，也是不行的。在学者与领导干部之间，一定要把握好这对关系。”柳斌杰笑着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