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化解矛盾。 任光法 蔡娟 摄

“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乡村矛盾，是基层治理的痛点。“枫桥经验”诞生地诸暨枫桥镇有个杨光照，他和他的同事擅长调解，但面对层出不穷的矛盾，一个杨光照不够，100个“杨光照”也忙不过来。枫桥镇创新调解模式，以志愿参与的形式开启社会化联合调解之路。

这村人“客串”那村事

8月10日，诸暨市浣东街道居民卢海桥拿到了1800元人道补助金。这笔钱，是枫桥镇调解志愿者“接力跑”的第70次成功实践。

今年7月，卢海桥为枫桥镇永安新村老陈家安装空调。不料，梯子侧翻，卢受伤，花去7000多元医药费。卢海桥想让老陈承担一些，遭到拒绝，遂找到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毛仲木接待了他。

仔细了解情况后，毛仲木有了一个基本判断：这是一桩承揽关系，而非雇佣关系。换句话说，按照法律规定，老陈确实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但是调解员可以做些工作，让老陈出于人道，适当补助点。

要做成工作，关键是找个合适的人跟老陈谈。谁合适呢？调解志愿者“接力跑”开始了！老陈所在的永宁村是镇南片，毛仲木拨通了枫桥镇南片志愿者调解员负责人陈焕华的手机，陈焕华一边听，一边在脑子里搜索镇南片的志愿者调解员，很快，他找到了永宁村支部委员陈桂成。“我们两家是亲戚，这事包我身上。”陈桂成说。经过几次细心沟通，有了开头一幕。

“乡村是熟人社会，人熟是一宝。绍兴自古以来就有‘托人说事’的习俗，目的就是提高成功率。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成立受启发于这一习俗。”枫桥镇负责人介绍，打通全镇调解员，针对每一起纠纷，找准一个关键人，即使是这村人，也可“客串”那村事，调解效率大大提高。

去年12月4日，枫桥镇成立全市首个调解志愿者联合会。至今，已吸纳村（居）、企业、学校、医院、行业协会等志愿者调解员100余名。截至目前，已经调解交通事故、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等各类纠纷案件81起，调解金额660余万元。

“调解的柔性之力在于在法律框架下，为弱势方争取最大化的帮助。”绍兴市委党校“枫桥经验”研究所副教授卢芳霞说，现实境况下，每一个纠纷的调解成功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心力的。一张熟脸与一张生脸，当事人的心理反应就大不相同。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的调解员流动式行动是精准调解的有益探索。

专家志愿者“会诊”老信访

信访了四年的葛叔，今年6月开始，不信访了。“现在我知道这事不是信访能解决的，要走法律途径。”他说。

葛叔今年80多岁，“逼”他走信访路的是一间油库屋的归属权。原来葛叔父亲持有一张1954年的《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而油库屋出现在权证中。“但现在，这个房子被别人占了。”每次上访，老葛都很气愤。

今年5月上旬，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主动请进葛叔，开展深入调查，一份尘封的档案浮出水面：诸暨县人民政府于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以县长名义签发文件《枫桥等地五十八间油库一乘》，诸暨县合作社联合社于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根据县政府文件精神批复东一组八间，油库一乘。“也就是说，争议的油库房屋属枫桥供销社登记在册。”毛仲木介绍。

一个甲子过去了，油库屋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几乎找不到证明人的前提

下，葛叔要求供销社归还房产一事，光凭一纸权证，难以确定，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5月26日，来自枫桥镇调委会、法庭调解室的几位专家级志愿者调解员集体“会诊”了葛叔的诉求后形成一致意见。

5月27日，枫桥司法所调解室，镇领导、驻村干部、村干部、葛叔和他的孩子悉数到场，所有历史档案摊到桌面上。“谢谢你们告知这一切。”葛叔的儿子坦言，虽然油库屋到底归谁没有定论，但至少老爸不用再信访了。

“这些年里，大大小小的干部都来做老葛工作，还专门开过几次座谈会，始终没有说服老葛，但这次，前后3天时间，老葛服气了。”一位参与调解的村干部感慨地说，化解一个心结，说难也难，说简单也简单，关键是工作有没有做到点上。

“这个点就是法治思维。”枫桥镇党委书记金均海多年来从事乡镇基层工作，他告诉记者，社会转型期矛盾多元化、复杂化，像当年光靠一张嘴，说得双方握手言和的老套，已经不顶用了。矛盾要挖断根源，一定要靠法律，要专业化调解。

搭建一个开放式平台，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将各行各业调解人才资源整合到一起，针对疑难杂症实施专业化团队会诊式调解。去年底以来，已成功调解6起镇级信访。

培育公众参与的摇篮

一对邻居因为一堆陈年鸡粪鸭粪“杠”上了，一个说“臭得没法开窗”，一个说“养鸡养鸭别人管不着”。说臭的村民将状告到枫桥镇政府。

“这事要是放在以往，还真难管。”调解志愿者杨少剑说，但现在不一样了，特别是“五水共治”，农村生活环境越来越好，这样的臭气村民当然受不了了。他到现场查看，养殖棚就在邻居窗户底下，一开窗，臭气扑鼻。

事情在调解志愿者的努力下化解了，但却给人留下了深思：为什么村民动辄往上告状？“这是一个新现象，最近几年呈愈演愈烈之势。”卢芳霞是“枫桥经验”研究所副所长，多年来持续跟踪研究“枫桥经验”，她说，这一现象的背后折射的是基层调解力量之弱。

她认为，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调解机构健全与否，而在于懂调解、能调解、善调解的人缺乏，这是当下基层治理的瓶颈。调解是门苦差事，愿意干的人和想把它干好的人，越来越少。

再看群众这一头，反映的渠道越来越多，市长热线、110，各类平台热线、投诉信箱，多达十来种。但是解决矛盾问题的能力并没有相应跟上，因为许多基层组织比较薄弱，处于不想管事的状态。“但所有热线，最后落到问题解决上，许多工作仍得靠基层去做。”在卢芳霞看来，基层治理的着力点是社会治理体制和方式的创新，调解工作的联动是创新基层治理的一条有效途径。

就像亲子关系，父母大包大揽，孩子成长空间反而受限，能力发展反而缓慢。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有时就像亲子关系。当政府习惯动用行政力量管理社会时，社会往往很难发展出有效的自治能力，更无法产生一个自觉的秩序。“枫桥经验”的核心是群众路线，在今天特别突出了公众参与，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形成多元主体治理格局。这也正是调解志愿者联合会诞生的初衷——构建一所培育公众参与的摇篮。

请老百姓参与调解，在调解中，推动自治互动，避免政府包揽解决矛盾，是调解工作“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升级。从调解的矛盾纠纷中提炼村规民约，枫桥镇已经迈出自治互动重要一步——

不影响他人生活、不造谣传谣滋事、不参加迷信活动……这一条条村规民约“软法”，对枫桥农村中普遍存在的不守规矩但又够不上违法处罚的行为进行制约，轻则批评教育、舆论谴责；中则黑榜公布、微信曝光；重则信用约束、赔偿损失。

“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乡风和谐、矛盾纠纷及时化解。”枫桥镇党委副书记蔡天军介绍，目前，85%以上的矛盾化解在村里，这个比例在不断提高。

新闻链接

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

枫桥镇调解志愿者联合会是传承创新“枫桥经验”的重要载体，是浙江省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体系建设的试点项目，是绍兴市首个调解志愿者联合会。

目前，共有会员108人，由村居调解主任，企业、学校和医院的调解人员，行业协会（汽配、服装、消费维权、金融行业等）的调解人员，法律服务所、机关干部志愿者等组成，涉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社会组织调解不同类型，具有调解社会化、法治化、专业化、协同化等五大特征。

联合会分类、分片、分级调解各类矛盾纠纷。分类调解，是指按照矛盾纠纷的类型不同，由联合会秘书处统一派单给相关志愿者进行调解。分片调解，是指按原来镇中、镇南、镇东三个管理片区的划分，把志愿者分配到相应片区，帮助和指导行政村调解主任、年轻驻村干部进行调解。分级调解，是指按照村、镇二级联动进行调解，首先由行政村自行进行调解，调解不了的案件，才移交到镇调委会和调解志愿者联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