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从来念故乡——专访反哺家乡的清华大学退休教授贾松良

他毕生节俭，却在近60年间向家乡捐款500多万元，自己至今仍居住在40年前妻子单位分配的约60平方米的住房里，甚至家中的照明灯开关还是拉线式的。

这位老人就是绍兴上虞乡贤、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退休教授贾松良。1965年2月，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半导体专业并留校任教，才工作1年多的贾松良给家乡上虞徐家岙生产大队汇去100元钱，用于支援家乡农业生产。此后，他经年累月反哺家乡的公益事业。

近日，记者专访了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退休教授贾松良。

贾松良在简陋的家中工作。 雍 乐 何其武 摄

我是在党和政府及亲戚资助下长大的

记者：贾教授，您和妻子几十年前资助建设的林场，至今已郁郁葱葱。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您一直过着朴素节俭的生活，却经年累月反哺家乡的公益事业？

贾松良：我的成长经历比较特殊，是在国家、政府、亲戚资助、培养下长大的。

1937年1月，我出生于上虞横塘乡贾家山头村（现驿亭镇贾家村山头自然村）。我经历过抗战时期父亲病逝后的艰难，以及战乱中的上海城市贫民和浙江农村生活的各种苦楚。我幼年在上海度过，母亲出去干活，把我关在家里。邻居的孩子被拐走了，因害怕我丢失，我5岁那年被送回上虞徐家岙外祖母家。外祖母家租种1亩多田，全年收成除去交租只够吃到春节前，平日还得依靠上山砍柴、卖柴补贴些家用。十二三岁，我就要挑100多斤柴翻山越岭走10多里路去卖柴。生活是艰苦的，我又是幸运的，当时村里与我情况类似的孩子有好几个，只有我念完了小学。

1950年1月我去上海，念中学主要依靠国家、政府助学金、救济金等。居住在9平方米的木板房楼上，没有自来水，用小缸灶，烧木柴做饭既麻烦又不安全。后来，改成一日三餐街上买了吃，因经济拮据，更需抠着花。当时我因营养不良，常生病。直到1953年下半年进高中时，我和一位同学跑到附近的澄衷中学去联系“借膳”，生活有所改善。1954年学校高中合并，我进入澄衷中学学习，所以，我十分感谢澄衷中学的教师、职工。

我在大学也是依靠国家的助学金生活。在清华大学学习的6年，寒暑假时我只回过3趟家，有几次是在学校劳动：在学校印刷厂装订讲义，在马路上竖电线杆……

互相帮助、热心公益是我们家和家乡的传统。我3岁那年，祖母病逝，接着在上海工作的父亲病逝。当时日寇入侵，铁路被破坏，需要从上虞坐船到宁波，再转海船到上海。我母亲此前从来没有去过上海，是有儿女在上海的舅婆陪我们去的。我小时，村里出现传染病，二姨父接我去他们家生活，我年幼走不动，有一段山路他干脆让我骑在他肩上，扛着我走。

在我11岁那年的冬天，我得了疟疾，没有药，只能躺在门口的柴堆上晒太阳。同学徐德耀的父亲闻讯后帮我弄来了青蒿，外婆将青蒿煮了水让我喝下。病好后，我卖柴换了二升蚕豆，回报感谢了他。

我就读过的上虞横塘小学（当时校名为刘家树人小学），是上海一位商人出资办的，学校开设了英文、美术、体育（含篮球）等课程，还有军乐队。村间要道上的一些石板路，也是乡人出资建的。

我从小树立了向革命烈士学习、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信念。7岁那年，我目睹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俞菊生烈士等在上虞徐家岙村与日伪军战斗英勇牺牲的过程和他们牺牲的遗容。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大家的帮助，我是不可能被培养成为一名大学教授的，我不能忘了国家和大家。为家乡的公益事业尽绵薄之力，是我毕生的心愿。

1965年2月，第一次向家乡上虞汇去100元钱。当时，我在清华大学工作第一年月工资46元，一年后转正为56元。当时我的女朋友叶德培是军人，月收入比我稍高点，这笔捐款主要来源于她的积蓄。

20世纪60年代，我和妻子前后汇给徐家岙生产大队200元钱，直到后来收到生产大队的来信才知道，他们用这笔钱办起了林场；20世纪80年代，我给徐家岙村小学老师送去了一本《汉语大词典》，用以帮助提高小学教学水平；20世纪90年代，看到家乡小学的教室灯光不够明亮、校舍陈旧，便捐赠了4800元用于安装日光灯、修教室。后来知道学校没有水，学生中午蒸饭需要每天从家里带水来，又捐赠了3000元，资助学校打井和建设供水系统等；20多年前，现在村委会门口还是一条弯弯曲曲的机耕路，只能供行人和手推板车通行，机动车没法通行，一到下雨天更是满地泥泞。2003年大年初一，我听说要修横徐公路，缺资金，包括我母亲在内全家人都很支持，赶紧又汇去了1万元……

事业追求精益求精，生活上“得过且过”

记者：您和妻子叶德培女士都是在各自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在一场捐赠上您说过，这些钱是您和妻子共同的积蓄。据我所知，叶女士并不是上虞人，她为何这么支持您，共同建设您的家乡？

贾松良：我和妻子在科研和教育上追求精益求精，在生活上都是“得过且过”，能省就省，一件衣服不坏就一直穿，家里很多物件都是几十年前的，但我俩始终以能够帮助别人、别的单位解决问题、解决困难为乐。

我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全校高三年级学生中第一位共产党员。上大学时，班上一南方来的同学没有垫被，冬天来临时，我把自己的垫被一分为二送了一半给他。我妻子是上海人，1955年，她被保送到北京俄语学院留苏预备部，两年后，进入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学习。大一时，我和她是同班同学，大三时，叶德培请我做她的入党介绍人，这个过程也让我们互相了解。共同的坚定信仰、共同的人生追求，使得彼此认定对方就是值得托付一生共同奋斗的伴侣，我们在大四时确立了恋爱关系。

贾松良、叶德培夫妇。

她为人好、素质高，对自己要求严格，乐于助人，对同学、对周围同志都如此。我们第一次捐赠的100元、经济困难时期捐赠给农村的20斤全国粮票，都主要是她的。她在单位当研究室主任时，她和室党支部书记都主动拿全室最低奖金。

妻子和我母亲相处也很融洽，我们家是北京市“五好家庭”。工作后我几乎没有寒暑假和周末，做的有些工作也都不能对外说，家里很多事都是她在操持。而且她在工作上能力非常强，曾担任航天科工203所副总工程师、总计量师，是国内知名的计量专家、国防计量事业创建人之一，培养出了一大批计量行业领军人才，她单独和合作出版专著和译著13本。

我们两个人的想法总是很一致，对于我想做的事她一直都非常支持。

她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员！2021年新冠疫情暴发时，她坚持去街道当志愿者、在马路上值班。

2023年1月，我妻子病重，她躺在病榻上，我和她共同商定，准备再捐赠400万元积蓄给上虞驿亭镇农村。

病重期间，她仍旧惦记着曾来北京帮助我们带了几年孙辈的我家小舅妈，当时小舅妈的丈夫去世了、女儿出嫁了，她一个人住在砖木结构的老旧危房里。叶德培提出由我们出资帮她建一间钢筋水泥的住宅房，这房子在2023年5月建成了。

2023年6月，妻子辞世，享年85岁。

去年9月，按照她生前的意愿，我代表我们两人与我的家乡签订了400万元捐赠协议。已签订的项目有：修建贾家村山头自然村文化中心，扩建徐家岙烈士墓园，改造提升新横塘村路灯，资助上虞农村文化记忆馆建设，给徐家岙和山头两个自然村80岁以上老人每年500元春节慰问金（已发两年）等。其中3个项目已完成。到今年6月，已陆续拨付约200万元。

如今，她的骨灰已安葬在上虞驿亭镇，这也是我们共同的家乡。

儿子感言：我为爸妈感到自豪

记者：您最近一次回上虞是今年的6月初。我们关注到一个细节，您每次回家，总喜欢带着家人一起前来，包括孙辈。请问，您这样做有何用意？

贾松良：带子女和孙辈回家乡是最近几年的事。

在乡土文化馆，孙辈们第一次看到耘田时用的竹脸罩等以前农村生产生活用品，我就现场告诉他们，我以前就用过它耘田，这也是记忆中的乡愁。正因为我在小学毕业时务过农，能挑100多斤的重担，在清华大学办绵阳分校修建校舍时，我能挑120多斤的砖块上楼，别人当时看见都惊呆了。

我长期从事半导体微电子器件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后来又参与航天、卫星发射等相关国家某些重大工程用关键电子元器件的质量保障和失效分析工作，载人航天—空间站电子元器件保障工作等，为国家解决多项“卡脖子”技术难题，至今仍在力所能及地工作，帮助解决一些技术难题。

上虞一直重视孝德文化、乡贤文化。上虞区乡贤研究会经常与我们这些在外“游子”保持着紧密联系，定期寄来相关资料，让家乡情结长久延续。

2015年开始，我与上虞区乡贤研究会会长陈秋强先生互通书信，见字如面。2018年1月，我来信表达自己愿捐助给家乡驿亭镇公益事业一笔经费，请他们协助选择合适的实施项目。后来驿亭镇领导跟我们商量，当时驿亭镇中心小学正在建设，其中建一座体育馆缺些资金。和驿亭镇领导协商后，我们决定捐赠100万元。体育馆落成仪式上，我们夫妻俩又在驿亭镇中心小学和横塘小学设立了每年1万元的助学奖学金，后来又在驿亭镇中学设立了每年1万元的助学奖学金，协议捐赠金额各10万元。这两笔助学奖学金延续至今，一部分给贫困学生助学，一部分奖励优秀学生。

我们的子女小时在徐家岙村生活过，儿子、孙子虽然现在国外，我们希望他们不要忘记祖国和家乡！2008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和2023年9月，我两次专程带孙子们返乡。

7月5日，儿子贾瑞宾在朋友圈感言：“我为爸妈感到自豪。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够用就好。能够完成自己的心愿，把钱用在家乡的建设上，帮助更多的人。”

希望热心公益事业的家风能够传承下去。前几天是我大孙子生日，他与我视频通话中特地告诉我，他看过了清华大学介绍我们事迹的视频。在北京工作的外孙也告诉我，他已经收藏了清华大学介绍我们的视频。

游子从来念故乡，我归仍得值丰穰。这些年来，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家乡，努力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支持家乡公益事业。

（内容来源：绍兴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