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书俱老，“隶王”千古！追忆缅怀沈定庵先生

著名书法家沈定庵1月25日（正月初四）凌晨在绍兴逝世，享年96周岁。

越牛新闻记者注意到，中国书法家协会、浙江省书法家协会、绍兴市书法家协会均发文致以深切哀悼，中国新闻网、澎湃新闻、网易新闻、中国文艺网、浙江新闻、天目新闻等国内及省内主流媒体第一时间发布消息，《中国书法》特刊“沈定庵先生纪念专题”以志怀念，众多书法名家以及书法爱好者亦纷纷在社交媒体发文悼念。

1月26日零点，中国书法家协会专门发文缅怀：“沈定庵先生的逝世是书法界的重大损失，中国书法家协会致以深切的哀悼。”

沈定庵

沈定庵先生在当代书法界，堪称泰斗级人物。

“端庄杂流丽，刚健含袅娜。”他的书法，上承汉碑之雄浑博大，兼取清隶之朴茂遒美，个性风格突出。

他曾说，“师从古人，更多的是要学习他们对艺术锲而不舍的探索，而非一笔一划的点拨。”

今天，越牛新闻谨以此文深切缅怀沈定庵先生，追忆他铁划银钩一生。

沈定庵先生获中国文联终身成就书法家

少时勤学，终成一代名家

沈定庵先生的父亲沈华山为近代大画家王一亭弟子，曾任镜湖书画社社长。庶母诸素君工写意和工笔人物。

沈定庵先生6岁习字，得父亲沈华山启蒙。也是6岁那年，沈华山描摹了一幅画像，由年幼的沈定庵题字，悬挂在他的镜湖书画社里。
一天，书画家徐生翁造访镜湖书画社，寒暄几句之后，徐老先生的目光落在了这幅画的题字上，当他得知是沈定庵所写，便叮嘱华山先生：“这个题字别看东倒西歪的，但有一定的风格，应该好好培养。”

沈定庵作品《人书俱老》

抗日战争时期，沈定庵先生随父避难广州。一日上街，偶然瞥见一家店铺里挂着清代书法大家伊秉绶的手迹，顿时如醉如痴，双腿生根一般，再也挪不动，竟大胆开口求借。

店主摇头说：“不能借，但你要喜欢，可以到这里来临写。”他果然回家连夜磨墨盈瓯，备好纸笔，第二天一早就如约去临摹。天赋秉性加上勤奋好学，使他进步很快。店主见他小小年纪如此好学，乃尽出所藏供他临摹。

少年沈定庵获此良机，便探本求源，推索其意。“于篆学散氏盘、石鼓文，又复沉浸于六朝、北魏书体，每种各临摹数十遍。这样朝夕临读，寒暑不辍，达数年之久，受益匪浅。”

而立之年，经人引荐，沈定庵正式列入徐生翁门下，自此更是废寝忘食，数十年如一日，遍临汉魏六朝碑志，以其超悟及勤奋卓然成家。

沈定庵作品《勤能补拙 俭以养廉》

耄耋之年，为近百年来的绍兴书画家立传

1979年，退休后的沈定庵先生全身心投入到书写上。这位在书坛耕耘了一生的书法家，又为中国书画的精髓保存与传播树碑立传，笔耕不止。

他开始把目光投向绍兴卓有成就的老一辈书画篆刻家，要为他们写一本书。

以散文、随笔形式写就的《近百年绍兴书画家传》，其中书画大多是他毕生收藏所得，是书坛一笔宝贵财富。

在他的笔下，书画篆刻家徐生翁、袁梦白、赵雪侯、范守白、李鸿梁、周茂斋等人鲜活的一面栩栩如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沈定庵《人以道立 道以德弘》

我所思兮在绍兴，古城处处可见他的字

在绍兴，沈定庵先生留下不少墨宝。

著名书法家王冬龄曾回忆：“第一次去绍兴，先到绍兴府山，赫然看见‘古越龙山’几个大字。这几个字让我眼睛一亮，精神为之一振。其字既有汉碑古朴雄浑之气，又有现代人笔势纵横排，神采飞扬跋扈之感，真是大家手笔。”

这正是沈定庵先生1981年为绍兴重建越王台遗址时所作。

如今，“古越龙山”石碑立于绍兴府山公园越王台下，四个大字风格雄健，笔法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此外，书圣故里中兴中路入口处牌楼两侧的对联，府山公园内的“越园”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等字，皆为沈定庵先生所作。

沈定庵先生在兰亭雅集上写字

兰亭书法节，正是在以沈定庵先生为代表的绍兴老一代书法名家的倡议和推动下创办起来的。

2021年，在第三十七届兰亭书法节开笔仪式上，沈定庵先生写下“我所思兮”四字，字字笔酣墨饱，气象万千。

为什么要写下这四个字？这位九旬老翁坚定地说：“书法艺术是我毕生的追求，生命不息，书法不止，我会一直写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我所思兮在绍兴”，则是沈定庵先生要表达的第二层意思。沈定庵先生十分热爱家乡，他常说：“我们绍兴人杰地灵，书画家在全国占有很大的比例、很重的分量，许多书画前辈默默耕耘一生，守望精神家园，要让更多后人知晓并传承。”

幼承庭训，立雪徐门。

澹泊自守，沉潜求真。

取法高古，朴厚雄浑。

人书俱老，风骨嶙峋。

深切缅怀沈定庵先生！

沈定庵记恩师徐生翁

三百年来一枝笔，青藤今日有传灯

从师前，与先生之缘

我六岁习字，家父作班禅额尔德尼九世活佛造像，命我题字，并悬诸室中。

一日，越中大书画家徐生翁先生过访，见造像题字注视良久，后问我父亲题字为何人所书？答曰：“小犬所涂。”先生喜悦赞许，说此儿之字出诸自然，具天真稚朴之气，嘱我父善加诱导，以求进步。

抗日战争初期我离开绍兴，万里寻父于广州湾(今湛江市)，先生则在绍兴，天各一方。但父亲不时地向我讲述生翁先生的人品艺品，令我敬仰不已。

由于小时先生对我的嘉勉和启导，故我在家破人亡的遭遇下，仍不废书画练习。

抗日战争胜利的第二年，我从湛江返回绍兴，并携劫后余物——两幅先生早年书画作品拜访先生，不意先生阅后自谦不够惬意，愿以新作调换旧作。

此举令我十分尴尬，因这两件书画是先父珍藏之物，但又恐拂老人意，只得唯唯从命，心甚怏怏。

时隔不久，先生以一字一画见赠，画为红梅，书为录陶渊明诗《归园田居》其二，落款都写着“定庵世兄”，我感奋不已，一直保存至今。

当时就听说，先生收回旧作后，即加销毁，因感先生对艺术如此认真自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曾想“立雪徐门”，能有这样一位严师该多幸运。其时先生已年逾古稀，却从不收授一个学生。

听说当时绍兴有位高官和一位日本书法爱好者都想拜生翁先生为师，但都被婉拒。为此，我不敢启齿，只有不时登门求教，承先生不弃，赐以指点，获益良多。

直到1956年，我蒙王贶甫（周总理表弟，绍兴市副市长）、陶冶公（鲁迅先生留日同学、著名民主人士）、朱仲华（绍兴乡绅、爱国民主人士）三位前辈的引荐，生翁先生始允收余为入室弟子。

忆我六岁即受先生嘉勉，时隔二十多年，才执弟子礼，书坛一时传为佳话，师生之缘可谓深长。弟子于先生，既学书艺，更师人品。

今先生虽早归道山，而仰之弥高，谆谆教诲，矢志不忘。

徐生翁旧居

书风，另辟蹊径

生翁先生是我国近代一位异军突起、风格独特的艺术家，他在诗、书、画、印诸方面都卓有成就，而其书法尤出类拔萃，独具匠心，享有很高的声誉。

有清以来，碑派书家相继而出，书风为之一变，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沈曾植及李瑞清等。然而，在一扫清初恶尚之余，也呈矫枉过正之弊。

生翁先生则能于碑学另辟蹊径，探溯本源，传承创新兼具。作为一代书家，他的艺术实践为现代书学开了一条新路。

徐生翁先生早年初习“颜”，后即师法汉隶，以隶书为根底，兼工四体。自谓习隶二十年，以隶意作真又十余年。

他吸收汉碑之长，取资特别广泛，尤擅《石门铭》及《史晨》等碑。且用笔多取西汉简牍，篆意很深。故他的隶书写来极空灵，又极舒展，初看似觉平淡，实则平中显奇，气韵不凡。

其次，徐生翁先生的行楷取法北魏和六朝墓志造像，力厚骨劲，气苍韵永，潇洒飘逸，静穆可观。与通常碑学书家那种粗犷习气是分道扬镳的。

徐生翁先生的行草亦有其特色。他的行草有篆书笔意，集分隶之变，笔处处转，又处处留，时方时圆，具体而微，变幻莫测，空灵飘逸中又显得迟涩，古朴，使两种不同的感受得到和谐统一。

他的篆书出入周秦籀篆，用笔以隶书的方法作篆，提起按倒，富于变化，丰富了篆书的用笔。结体呈扁方而圆转，古拙而有奇趣。

书法，师古不泥古

先生书法崇尚自然，自云：“天地万物，无一非书画粉本。”他又精绘画，擅篆刻，工诗文，故为其书法开辟了新的境界。

先生晚岁书作往往不受书家法则所限，画用书写，字作画看，天地氤氲，山川灵秀等感受都汇集腕下。

凭着画家的灵气，激情作书，往往显示出其特有的光彩及魅力。从现存书作看，其书法演变的脉络是比较清晰的。

他的书法风格可分为三个阶段。

早年是打基础时期，取法以秦汉为主，旁及北魏、六朝，这个基础体现于以后各个阶段。至以“李徐”署名者，则是博采众长，广泛吸收营养之时，但也有主有次，仍以秦汉为重点，而融合汉简、吉金及六朝墓志造像中雄伟开张一路书风。

中年以“李生翁”署名者，则是陶冶百家，消化吸收的阶段，虽面貌众多，但都雄劲开张，务追险绝。字画风棱，气势夺人，以冀融会贯通开创自己的面目。

晚年徐生翁先生的书风，则戢锐于内，振华于外，由纵而敛，能纵能敛，由力气十足向天机真率，雍容大雅发展。书体渐趋于单一和稳定，用笔结构都显得炉火纯青，并构成了独自的风格。

徐生翁先生在书法上的成功，是由三大要素组成的。

首先，是他对书法艺术传统有精湛的领悟，同时又有深厚的功力；其次，是徐生翁先生的胆识与艺术独创性。他我行我素，师古不泥古，敢于创新，正如他的性格一样，在艺术上同样是嵚崎耿介；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他广博的学识与多方面的素养。

先生作书，信手拈来

先生作书形式以楹联为最多，数以万计，且句无雷同。能见景生情，词泛意切，妙趣横生，如“又有石榴才一幅，时见松栎皆十围。”“湖山奇丽说不尽，篆隶高能世莫知。”“荣名知自鄙，闻道岂独难。”等等，不胜枚举。

又用古诗句集联，信手拈来，浑然天成。文革后期，我参加绍兴市清理查抄书画工作，见先生所书楹联多达百数十件，余于间隙时一一抄录，也无重复之句。

先生信札，读来亲切感人，如致友人函：“劣书问久稽，甚歉。闻欲重印画人传，是否即瞻民著者？如果是瞻民著本，吾绍尚有数人，应须加入其中。区区一条，亦欲酌改。此意经讬淡园兄转告，有暇才希见示。专此，并颂吉祥。弟生翁上，三月六日。”于此更可见先生虚怀若谷，画友相亲的高尚风格。

又如先生给五子翁雁的手书：“翁雁来禀收阅。一切事已详我三十日函中，画萃不佳。如旧货摊上遇有徐天池、陈白阳、李晴江等粗笔印本，如价值便宜，随便买几本。但不必特地去寻觅也。一切事须谨慎。父字，十一月三日。”

书画之印，皆出自家

生翁先生的篆刻同样是敢于创新，戛戛独造。他不拘泥于用缪篆治印，而以碑额、小篆入印，使印文的书写性更强。他的篆刻以简质胜，朴茂沉雄，风神流转，不以仿效斑驳蚀缺、颓然古趣为能事。

书画所钤之印，皆出于自家手镌。早年，一代篆刻大家吴昌硕先生曾为生翁先生治印，然由于两者的风格不协调故未采用。

先生早年刻印，能得汉印挺拔、朴厚的趣味，而又能潇洒飘逸，以十分经意入手，复以十分随意出之。

晚年所刻章，刀法简括，浑穆劲健。先生的书画，再加上他治的印章，遂成一件谐美的艺术佳品。邓散木先生在《徐生翁》一文中曾说：“单刀正锋，任意刻划，朴野可爱。跟齐白石异曲同工。”

先生在篆刻方面的成就得力于书法，而篆刻上的成就又给书法增添了新的意境。先生晚年曾赠我一方手刻印章，阳文：“生翁所作”，青田石质，高5.5公分，周2.5公分，结字简约，气息淳厚，看似平淡，却厚朴可爱。

先生除自用印章外，从不为外人刻印，自用印也不刻边款。我在编辑《二十世纪书法经典·徐生翁》卷中，收录了先生自用印九方，阴文五方。孙洵著《民国篆刻艺术》收录徐生翁先生印两方。于连成编《近百年书画名人印鉴》，收徐生翁先生印鉴四方。

此外我在1933年仲冬先生所作《梅石图轴》见右下角盖一闲章，状若图案，不解其意象。余所见及收藏先生书画，罕用此印。又日前作者晤先生爱孙是杭兄，言及早岁齐白石先生曾寄画作及图章给祖父。

生翁先生的画一如其书，极重气韵，亦极讲究布局、章法，非常得势。他画松针、梅枝如作篆、隶，凝重刚健；画荷、菊一如大草，奔腾飞舞，处处渗透着金石、书法的功力。

如果把他的绘画和书法对照起来看，就更能看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他的书和画相融相通，书中有画，画中有书，就是他的特征。

书“不染"，以明志

生翁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以鬻书、画为生，虽生活清寒，却不失耿介之性，昔北洋军阀河南督军赵倜，出重金要先生去做他的代笔，被先生严词拒绝。

先生为人敦厚正直，从不趋炎附势，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绍兴沦陷，爱子被日寇杀害。国仇家恨，令老人悲愤不已，因先生一家食口众多，无力远避，乃去附廓小云栖寺暂寄。

日惟靠糊火柴盒，种些园菜苦苦度日，敌寇、汉奸迫其写字作画，先生默然以对，后汉奸楼某出巨资索字画，先生凛然拒绝。

有人以先生一家嗷嗷待哺相劝，先生说：“我不要这种造孽钱。”铮铮之言，掷地有声。与此同时，先生曾作荷轴，寄赠远在浙西后方的挚友沈红茶先生。画上题：“不染”以明志。

明末的乡贤王思任曾说过：“夫越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鲁迅先生也说：“身为越人，未忘斯义。”亮节高风一脉相承，蠡城有光。

“三百年来一枝笔，青藤今日有传灯”——20世纪20年代绍兴著名词人王恕常(素臧)对徐生翁先生的评价，是十分精当的。

（文内部分资料来源媒体公开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