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响爱国主义壮歌

1919年5月，绍兴青年学生向各界发出《泣告各界同胞》。

五四运动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它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一个历史起点。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是我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五四精神是五四运动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在这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中，无论是在运动首发地北京大学，还是在最早响应五四运动的天津，以及运动后期的中心城市上海、杭州，都有着绍兴籍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的身影。他们或是运动的实际发起者、鼓动者，或是运动的组织者、参与者，他们站在运动的最前方呼喊与抗争，为运动在全国的推开及走上与无产阶级相结合的道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首先，在五四运动的首发地北京，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绍籍贤士蔡元培是五四运动的引燃者和支撑者。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在他“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方针的倡导下，北大思辨之风盛行，进步社团涌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堡垒，科学民主思想的传播阵地。1919年5月2日，蔡元培获知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随即召集全校教职工开会，商讨挽救办法。5月3日，蔡元培又将北洋政府准备在丧权辱国条约上签字的消息告诉学生代表。在蔡元培的赞许和支持下，北大学生在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决定5月4日赴天安门前集会抗议，这场改写中国历史的伟大运动由此点燃，北京成为五四运动前期的中心。之后，蔡元培又不顾个人安危，为营救被捕学生到处奔波，亲自与北洋政府交涉。

在蔡元培影响下，北京大学涌现出一批思想进步、意志坚定的青年领袖，其中就包括绍籍优秀青年代表罗家伦。罗家伦，绍兴钱清人，幼年就受其父影响，思想比较进步。1917年，罗家伦考入北大文科主修外国文学，1919年5月3日，学生代表千余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集会，决定次日举行示威游行，并推选罗家伦等三人为总代表。罗家伦以白话文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是五四学生游行中唯一印刷散发的宣传品，其中提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他还到各地联络介绍学生运动情况，推动了全国学生运动的高涨。5月26日，罗家伦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五四运动之精神》一文，首次提出了“五四运动”这一概念，概括出五四运动的三种精神，解释五四运动的意义。1920年，他再次发表纪念文章全面总结五四运动的得失。

在首先响应北京学生运动的城市天津，孙越崎、周恩来等人成为学生运动的重要领袖。孙越崎，绍兴平水人，1916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五四运动消息传到天津时，孙越崎任北洋大学的学生会会长。5月6日，天津10所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代表和北洋大学学生近千人，齐集北洋大学礼堂，表达进行爱国行动的决心，开启了天津学生运动的序幕。5月22日，孙越崎参加了天津市大中学校学生代表集会，在讨论中他首先明确表态，会后召开北洋大学学生大会，联络号召学生罢课，推动了天津学生总罢课行动。6月4日，天津全市学生再次举行游行，为避免更严重冲突，他与其他三人被推选为学生代表与直隶省省长谈判，面对威逼利诱仍不为所动、坚决斗争。五四运动取得初步胜利后，他因为拒写悔过书被校方开除学籍，而后转入北京大学矿冶系继续学习。

在天津学生运动中，周恩来表现出了杰出的领袖才能。1919年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他立即投入了这场爱国运动。他领导南开学生掀起拒绝曹汝霖捐款的运动，召开“奋兴大会”提出斗争建议。他先后创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觉悟》等刊物作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导工具，以强有力的舆论力量指导推动天津爱国运动的发展。他主导创建的觉悟社更是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社会新思潮的战斗堡垒，把天津学生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周恩来还两次率天津代表赴京支援示威请愿行动，直面反动军阀展开斗争。

在五四运动后期，中心转移到上海。绍兴籍先进知识分子同样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在上海，邵力子曾多次在其主编的《民国日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军阀卖国罪行，为五四运动在上海的开展作了舆论准备。5月6日，邵力子联络召集复旦大学全校学生报告北京五四运动详情，号召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上海学生运动由此而起。他还广泛联络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等民众团体，利用《民国日报》的阵地发表时评和短文，大力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激发各界投入运动的热情。6月3日，邵力子获悉北京学生遭北洋军警逮捕后，连夜召集学生动员宣传，联络工商各界支援运动。6月5日，上海掀起“罢课、罢工、罢市”热潮，五四运动进入新的阶段。

朱仲华，绍兴人。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至上海后，时任复旦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朱仲华在邵力子的指导下，于5月6日组织全校同学集会、停课，并分头赴全市各大中学校发动学生共同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成为上海五四运动的重要指挥者。朱仲华还担任上海学生联合会总干事兼总会计。他和学联成员组织领导了上海学生总罢课和示威游行，发动学生为被北洋军阀杀害的北京学生召开追悼会，带领学生前往总商会联络敦促商界加入爱国行动。在他的动员下，上海淮海路、南京路的商店和工厂相继罢市、罢工。运动期间，朱仲华以学联代表的身份三次晋谒孙中山，得到其赞许和慰勉。

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后，杭州成为江南地区除上海之外的另一运动中心。正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诸暨人俞秀松、宣中华、汪寿华，新昌人梁柏台等成为杭州五四运动的领导者。5月6日，北大的通电传到杭州，在当晚的学生紧急集会上，大家决定联络在杭各校声援爱国行动。5月9日，俞秀松、宣中华、梁柏台等学生骨干再次集结杭州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代表，协商成立杭州学生联合会，由宣中华担任执行部理事长。5月12日，他们联合各学生代表组织学生3000余人举行联合救国大会，痛斥卖国行径，并举行示威游行。在俞秀松、宣中华等人的部署领导下，学生自治会、联合会组织学生宣传队深入大街小巷进行爱国演讲，并开办平民夜校，对工农阶层进行革命启蒙教育，同时呼吁抵制日货、提倡国货，促进了社会各界的联合。5月22日至28日，他们组织学联连续召开会议，酝酿罢课事宜。针对当局的倒行逆施，学生联合会先后两次发表宣言，表达罢课支持爱国运动的决心，杭州学生运动逐步汇入全国学生运动的洪流。

在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风起云涌的同时，绍兴学生在何赤华、董秋芳等人的领导下，通过集会、游行、演讲、张贴标语、成立剧团等形式，向群众介绍五四运动及救亡图存的途径，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投入这场伟大爱国革命运动。

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一批新文化、新思想代表人物进入北大，北大因此成为中国思想活跃、学术兴盛的最高学府。特别是蔡元培亲自批准成立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更是成为了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和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正是蔡元培有力地保护了新文化、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最终促成了伟大的五四爱国革命运动爆发并且遍及全国，翻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而首先觉醒的罗家伦、孙越崎、朱仲华等青年学生高举起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勇敢地站在运动的前列。

毛泽东曾指出，“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起点。十月革命后，中国涌现出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这批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伟大，他们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干部上的条件。这其中，就有绍兴籍先进知识分子邵力子、俞秀松、王一飞、梁柏台、宣中华等人。

五四运动使邵力子、俞秀松等人开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选择。运动后期，邵力子在其主编的《民国日报》创办《觉悟》副刊，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同介绍苏俄各种进步制度结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传播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力的阵地之一。而俞秀松在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后，在其创办的《双十月刊》发刊词中提出“要本着奋斗的精神，用调查、批评、指导的方法，促进劳动界的自觉和联合，去破坏束缚的、竞争的、掠夺的势力，建设自由、互助、劳动的社会，以谋人类生活的幸福和进步”的改造社会纲领。他指出改造社会的责任要落实到劳动阶级身上，提出知识阶级里面觉悟高的人，应该打破知识阶级的观点，投身劳动界中和劳动者联合一致，向共同的目的进行奋斗。1920年，俞秀松到上海厚生铁工厂做工，其间，他与工人交朋友，去工人集中的地方成立团体组织，开展宣传活动，走上与工人相结合的道路。

与此同时，俞秀松、邵力子等人直接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上海党团组织的创建。1920年初，陈独秀从北京到上海，开始建党活动。4月，维经斯基一行来到上海商谈建党事宜，俞秀松担任其助手，邵力子则联系筹建中俄通讯社。6月，陈独秀、俞秀松等五人召开会议，决定成立党组织。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正式成立，成为各地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重要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中共绍兴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