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枫桥干部群众运用“枫桥经验”就地教育改造流窜犯，帮助他们改邪归正，重新做人。到了上世纪70年代，此时的枫桥面临的社会现实是：违法犯罪特别是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情况相当严重，之前“管头、管脚、管肚皮”的管教经验，已对付不了这些“大法不犯，小法常犯”的人了。

怎么办？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枫桥率先提出“帮教”理念，帮助教育失足青年和一般违法人员，实现“少捕，矛盾不上交”，开了全国帮教工作的先河。

四级联合工作组形成《枫桥经验在前进》调研报告，发现并总结了枫桥区干部群众创造帮教一般违法人员的经验。（资料照片）

“人是可以改造的”

诸暨市枫桥镇“枫桥经验”陈列馆内，保存着两份并不完整的帮教经验总结文章，文字质朴而有力。其中一份总结《一个惯偷是怎样改造过来的》提到，枫桥公社泰山大队有个“帽子拿在群众手里”的流窜偷窃犯，此人4岁丧母，11岁丧父，无人管教，好吃懒做。懒到什么程度？文章这样描述：“把三间草房卖掉了两间半，剩下半间草房一口锅，一堆稻草当棉被。”生活基本靠偷，“偷窃由顺手牵羊发展到撬门、破锁、打洞偷盗种子和化肥”，群众对他深恶痛绝，但又无可奈何。

文章提到，此人一度被公社重点“关照”——“管头、管脚、管肚皮”，但稳定了一段时间后，他旧“病”复发。对此，群众反应强烈，说：“队里养了一个堂中太公。”大队党支部及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只靠少数干部和积极分子做工作，偏重生活照顾，忽视思想教育，因此尽管夏天送蚊帐，冬天送棉被，逢年过节送点好吃的，改造效果却不理想。

几次讨论后，大家形成了共识：放手发动群众，落实帮教。一个名为“三清一落实”的措施很快运用到了这名惯偷身上，即“查清违法犯罪行为造成的原因、查清违法犯罪行为的活动规律、查清帮助教育改造的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落实帮教措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被帮教者表现较好，大队吸收他进了文宣队。遗憾的是，由于大伙只看到他进步的一面，放松了对他的管教，他又偷了集体稻谷100多斤。这样的人还要不要帮教？当时群众队伍里出现了各种声音。大队党支部力排众议，坚持用“枫桥经验”中“少捕、矛盾不上交”的精神去教育群众，强调不能因为有反复就失去帮教的信心。同时，对他进行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教育，让他在群众大会上检查交代错误，他表示要痛改前非。经过几年的教育改造，他没有再作案，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每年工分能赚三四千分。

“人是可以改造的，就是政策和方法要正确才行。”文章的结尾写道。

当年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徐贤辅回忆起一个细节：他曾在这个被帮教的年轻人家里，看到一幅毛主席画像，下面就写着这句话。“这句话是毛主席在内部讲的一句话，不知怎么就传到这位回头浪子‘金不换’的家里。”徐贤辅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枫桥派出所和公社干部共同探讨帮教工作。（资料照片）

化解

“人民内部矛盾”

《教育违法青少年的一些体会》，这是另一篇成稿于上世纪70年代的经验总结文章。由于文章的后半部分“缺失”，记者只能看到开头部分：“我们大队（午凤公社上步溪大队）有一个偷窃小团体，10多个成员都是15岁以下的少年，他们经常偷鸡摸狗，钻进社员家里盗窃粮票、衣服、现金、用具、柴草和各种食品，甚至挖洞撬门偷盗生产队和供销社的财物。”

“这些孩子或者受了坏人的勾引，或者从小缺乏家庭管教，当时大队党支部发动群众挖出了幕后教唆犯。对违法少年采取干部、家属和指定的专人相结合的办法，进行耐心的帮助教育。对少数屡教不改的，党支部和治保会组织‘帮教’小组，使一批影响社会治安的人不仅有了显著转变，有的还成了先进生产者。”诸曁市“枫桥经验”研究会会长陈善平向记者简要地补充了文章后半部分。

陈善平说，当时依靠群众，帮教失足青少年和一般违法人员，主要采取了以下几方面措施：一是普遍建立由治保、调解干部和党员骨干、离退休老同志组成的帮教小组，定期研究违法人员的表现，因人施教，一对一帮教，有的村还实行党员联系违法人员家庭的“联系户”制度；二是加强对外出务工、经商帮教对象的教育管理。具体的做法为，帮助他们总结变化的教训，启发他们改造的自觉性；不厌恶，不歧视，严肃批评其过错，热情鼓励其进步；劳动上严加督促，生活上教育其自食其力；消除走老路的条件，严防坏人勾引，有了进步，工作不放松，出现反复，思想不动摇，长年不懈地坚持帮教下去。

有着10年枫桥工作经历的许根贤回忆道：“这种人与‘四类分子’不同，基本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任其发展就会转到敌人方面去；如果方法得当，改造好了，可以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给发展农业生产添一份力量。”

“枫桥经验”在前进

1973年，公安部派人到枫桥蹲点半年，形成了《“枫桥经验”在前进》调查报告。

一份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70年代，枫桥公社钟瑛、枫溪、西畴等7个大队共有不同程度违法行为人员34名，分为两个层次落实帮教，14名由“三清一落实”帮教小组帮教，其余的指定专人负责。在总结7个大队的基础上，枫桥区委立即向面上推广，全区共有132名帮教对象建立了“三清一落实”帮教小组。

落实人员帮教的同时，枫桥一批创造性的配套经验在全区推广。比如，檀溪公社泉四大队针对当地治安和社会不良风气专门制定了一个《治安公约》。过去，该大队的晒场放电影时经常发生打架、偷窃的事，为此，大队在放电影前播放了《治安公约》，并组织治保人员巡逻。全场500多人秩序良好，没发生什么事。当时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说：“今天有两好，电影好，秩序好，看电影多年没有这样安心过。”

1978年，省公安厅《公安工作简报》对泉四大队的经验做了报道，说檀溪公社推广泉四大队的经验，全公社人人遵法守约，治安面貌焕然一新。

当年，枫桥区的人民公社相继创造新的经验，经过工作组的总结，逐渐完善。它们有：泉四大队的《生活公约》；木檀溪公社的“一会四组”（治保会及其领导的监督改造小组、帮教小组、安全检查小组和调解小组），当时称之为“一张桌面四条腿”，等等。

群众对当时形势的评价是，社会正气上升，歪风邪气下降，治安问题减少。

“以上种种，充分反映了在社会经济发展出现新情况、社会结构出现新变化的情况下，枫桥区找到了一个具体落实‘枫桥经验’的组织关系和工作途径，拓宽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路子，把不安定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保证了社会的安定团结，真正达到了‘治安好、捕人少、产量高’的目的。”许根贤如此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