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本网记者整理的部分网友留言（草稿）

    网友典型语录：

    挺医派的主要理由是，很多癌症早期无法查出来，而且医生的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失误率的，并不能要求百分之百都正确、顺利。

    倒医派的主要理由是，与医院设备、医生水平，以及医生工作认真与否都有关系，尤其一些常见癌症已经逐步有了系统的检查方法。

    本网辨析报道：

    无论是高端医学专家还是卫生部官员都多次表达过一层意思：目前我们对生命的了解还十分有限，这是整个医学界的无奈。然而这是对医学的整体认识，具体到某些疾病，目前诊疗手段应该说已经非常先进。因此，医生对患者的疾病是否尽力，要具体病例具体分析，不该以“医学发展还有限”的“大帽子”来帮助解脱所有的医疗事故，当然也不能忽视一些常见疾病中确实也会存在一些个别的疑难案例。

    据《生命时报》资料，日本具备三十多年的早癌筛查经验，胃早癌发现率高达68%，而我国的胃早癌发现率尚不足20%。 逾80%的中国患者在发现癌症时，病程已经进入中、晚期，很多人都丧失了手术治疗的机会，只能进行保守治疗，生存质量、生存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民从学生时代就开始接受包括早癌筛查的正规体检，每年两次，建立起了全民癌症筛查体系。防癌体检最小可以发现5毫米以下的肿瘤，发现和排查已知300多种初早期癌症。

    早癌筛查中有几个关键点，一是医生要有严谨的工作态度。例如在胃肠镜检查中，每个病人都要进行很长时间的问诊、体格检查及极其细致地胃肠镜观察，除了用在白光内镜下进行仔细的肉眼观察外，还要内镜下喷染色剂，或进行电子染色等，根据黏膜表面及微血管的不同形态变化来研判是炎症还是早期的肿瘤。

    第二是检测仪器的性能。一些先进设备能“捕捉”到人体内更微小的变化。因而，更容易发现早期癌变的病变组织。

    第三是医生的水平。医生的水平可简单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其专业领域的纯知识水平，一类是经验积累的程度。同样的症状，经验不足的医生可能就意识不到某些疾病的可能；同样的片子，往往有经验的医生能分辨出极其细小的早期的异常病变。关于这一点，本网记者在采访我市多位专家时都得到了印证，同时还不能忽视医生的责任心问题：放射科的医生一天要看很多片子，有时候疲倦了可能都会漏过病变影像，不要说有的医生本身不够认真。

    当然，由于很多检查需要使用放射性设备，而放射伤害本身就是癌症的一个诱因。因此这里有一个两难问题：检查做得太多或太少都不好。通过采访诸多医学专家，记者了解到，医患矛盾中牵涉到不少两难问题，例如，防止漏诊VS过度医疗（所以该不该做、该做哪些检查的度确实比较难把握，难怪有网友说，过度检查就是这么导致的：宁可多做检查，顶多被说水平不行<检查不出来>，最严重也就是赔钱，万一漏诊而产生不可逆转的后果了，反而更麻烦。）。这就需要科学把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了，只有抱着科学的态度才能够把具体问题分析清楚，让具体到个体的两难问题寻找最优解决途径。

    此外，不少专家也提到，医学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就像前面提到的“对身体有损伤的检查VS尽可能排除隐患”这个两难问题，这至少可扩展到两方面问题：一、体检的频率，二、“是药三分毒”。而无论是体检还是用药上都是存在风险不确定性的，而很少存在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情况，每一个理性的患者对此都应该有客观的认识。

    短评：

对医生的评判标准要与时俱进

     时代不同了，患者对医生的要求也是在与时俱进的。“杏林”的故事想必学医的都知道，很多非学医的也会有耳闻（详见下面附文）。仔细看这个典故会发现，当时名医董奉只对病被治好的人提出要求，但并没有对自己看不好病有自责或处罚的规定。原因不难找到。当时人们对疾病并没有特别科学、理性的认识，疾病——尤其是疑难病症——看不好是被社会和信仰所接受的，何况人家董奉还是名医。

    即便是到了留下那句名言“ 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偶尔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的美国医生特鲁多从业的那个时代，医生对很多疾病依然是没有系统的对策而只能“听天由命”的。当然，这句名言中的三个意思现在依然能解释得通。

    借用陈庆华医生在个人网页上的阐述：特鲁多医生的名言，概括了医学救死扶伤的职责，成为医生们所遵从的行医的准则，表达了一个道德高尚的医生对待病人的心态，以及一种理性的谦卑、职业的操守和医学人文的朴素境界。“有时去治愈”说明医学并非万能，在一些伤病面前，即使医术高明的医生，也是束手无策。但这绝不意味着医生在病人面前无所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医生，除了“有时去治愈”之外，对待病人要“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反映了人文关怀贯穿于医疗活动的全过程，自始至终都充满关怀与安慰。这是一种人性光芒的传递，是医学真谛的表达，是医生职业生涯的闪光点，也是最能感动人们心灵的地方。

    然而，在当今现实中，如果医生真的只是偶尔能治愈患者的疾病，患者肯定是不能满意的。毕竟医疗设备和药物的飞速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特鲁多医生的名言已经有点跟不上时代了，笔者甚至认为媒体继续引用这句名言，会让患者产生反感。

    但患者对医生的期望不能超越现实医学发展的水平，超过了那个度，同样会出现麻烦。多年前就有医务人员已经提出，“患者对医疗结果期望值过高，对医疗的高风险以及人体的疾病复杂性认识不足，当产生与期望不相符合的不良后果时便难于接受，转而怨恨医生医治不力，导致医疗纠纷。”（参看《中国中医药报》第3761期·《如何解医患矛盾死结》）

    医疗技术的有限性和患者期望的无限性，本来就有天生的矛盾，资源的不足则放大了这方面矛盾。当务之急，权威部门应该给出令人信服的医疗数据（如各大科室的误诊率大致是多少、各大医院的诊断能力排名等等），并加强这方面医学知识的科普，尽可能化解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这才是让患者对医生能有较为客观的评判的最有效的手段。

    附：“杏林”作为医界的别称，由来已久。但是，为什么单单将“杏林”作为医界别称呢，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在三国时代，庐山有位名医叫董奉（与华佗、张仲景并称为“建安三神医”），他医道高明，技术精湛，据传有起死回生之术。他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收取病人的报酬，但是他对找他看病的人有个要求：凡是重病被治好了，要在他的园子里栽5棵杏树；轻病被治好的则栽种1棵。一年年过去了，经他治愈的病人数不甚数，他园子里的杏树也已聚棵成林，每到杏子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一片繁枝绿叶中，累累红杏挂满枝头，煞是好看。后来，董奉又告诉人们，凡是到他的杏林来买杏的人，不要付钱，只要拿一些粮谷放在仓中，就可以去林中取杏。于是，每年董奉用杏换来的粮食堆满了仓库，他又拿这些粮食救济了无数贫民。

    董奉去世后，“杏林”的故事一直流传了下来，明代名医郭东就模仿董奉，居山下，种杏千余株。苏州的郑钦谕，庭院也设杏圃，病人馈赠的东西，也多去接济贫民。明代的书画家赵孟頫病危，当时的名医严子成给他治好了，他特意画了一幅《杏林图》送给严子成。后来，人们在称赞有高尚医德，精湛医术的医生时，也往往用“杏林春暖”、“誉满杏林”、“杏林高手”等词句来形容。近现代的一些医药团体、杂志刊物也常以“杏林”命名。“杏林”，已成为医界的别称。有关“杏林”的佳话，不仅成为民间和医界的美谈，而且也成为历代医家激励、鞭策自己要努力提高医技，解除病人痛苦的典范。